後主早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表道：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誌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誌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誌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谘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谘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弩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複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複之言，則責攸之、褘、允等之谘，以彰其慢。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雲。”
後主覽表道：“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
孔明道：“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嚐有怠。今南方已平，可無內顧之憂；不就此時討賊，恢複中原，更待何日？”
忽班部中太史譙周出奏道：“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
乃顧孔明道：“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為？”
孔明道：“天道變易不常，豈可拘執？我今且駐軍馬於漢中，觀其動靜而後行。”
譙周苦諫不從。於是孔明留郭攸之、董允、費神等為侍中，總攝宮中之事。又留向寵為大將，總督禦林軍馬；蔣琬為參軍；張裔為長史，掌丞相府事；杜瓊為諫議大夫；杜微、楊洪為尚書；孟光、來敏為祭酒；尹默、李譔為博士；郤正、費詩為秘書；譙周為太史。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同理蜀中之事。
諸葛亮對出師後國內政事做了妥善的安排。諸葛亮跟後主劉禪之間既是君臣關係，又是輔政者與被輔政者的關係（劉備臨終托孤）。
諸葛亮這次出師時，劉禪隻有20歲，昏庸無能，不懂得治理政事；如果出師後國內政局不穩，前方必然會受到重大影響。因此，出師後的國內政局就成了輔政者諸葛亮最放心不下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為此，諸葛亮在這篇表文裏一麵勸勉劉禪開張聖聽，嚴明賞罰，一麵又向他舉薦人才來管理“宮中”“營中”之事，並殷切地闡明親賢遠佞的道理。
這個問題解決得好，國內政局穩定，有了“平明之理”，諸葛亮才能無後顧之憂，可以專力伐魏，可見講治國大計和政事安排正是為了出師。二是要看諸葛亮怎樣說明出師的理由。北伐的決策，實際上是諸葛亮的決策。
當時在蜀國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有些人持靜觀態度，“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反對立即出兵。在這篇表文裏，沒有重提這種爭論，隻是對出師原因做了適當的說明。這種說明沒有反複陳說得失利弊，而是抒情言誌作者把“北定中原”看做自己“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
為此，他曆敘自己的身世，從“躬耕”說到“許先帝以驅馳”，又從劉備的“寄大事”說到這次北伐的決心，其間五次提到“先帝”，極力表達自己的“感激”和“憂歎”之情。
這種方式既能打動君主，又有利於說服持不同意見的人。
諸葛亮選擇的道路充分說明他是一個維護封建綱常和崇尚儒家忠義道德的正統思想家。
但是諸葛亮並不墨守儒家教條，他尊王而不攘夷，進兵南中，和撫夷越，在三國中執行了最好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