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衛靈公》
子貢問道：“有一個字而可以終身奉行的嗎？”孔子說：“那就是‘恕’吧！自己不願意的，不要加給別人。”
“恕”是一種推己及人的情懷。一個內心懷有仁德的人，即使不能成全別人，起碼遇事不能給他人下套子，自己不願意幹的事，不能推到別人頭上，把麻煩和痛苦轉嫁到別人頭上；而應該在替自己打算的時候，也設身處地地替別人想一下。能夠做到這一點，並且能夠堅持，就可以算得上心底有仁義了，能讓自己在任何人麵前都問心無愧，活得光明正大，活得舒心自然。
孔子關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對於為政者，孔子反對“居上不寬”，要求對下級“赦小過”。上級要根據製度規定的職責範圍使用下屬，不要逾越，為政者使用民力時，應像祭祀天地祖宗那樣慎重、虔誠，不要輕率妄為，這些都是對為政者行恕道的基本要求。對一般人而言，要求“躬身自厚而薄責於人”，即多自責，少責人，以及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等等，都是“恕”的體現。
據《貞觀政要》記載：在貞觀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與臣屬魏征談皇帝的行事原則問題。李世民說：“擴建修飾宮殿屋宇，遊玩觀賞池台，這是皇帝所希望的，但不為百姓所希望。帝王所希望的是驕奢淫逸，百姓所不希望的是勞累疲憊。其實，勞累疲憊恐怕是人見人棄的事；孔於曾經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看來勞累疲憊的事，確實不能施加給百姓。我處於帝王的尊位，富有天下，處理事情都能設身處地，才真正能夠節製自己的欲望。如果百姓不希望那樣做而硬要做下去，一定不能夠順應民情。”魏征說：“陛下素來憐恤百姓，常常節製自己去順應民情，臣聽說：‘拿自己的欲望去順應民情的就會昌盛，勞累百姓來娛樂自己的就會滅亡。’隋煬帝貪心無厭，專門喜好奢侈，每當有關官署供奉營造稍不稱心，就用嚴厲的刑罰處罰。上麵喜好做什麼，下麵必定做得更厲害。上下爭相奢侈放縱沒有限度，終於導致滅亡。這不僅是史籍有著記載，也是陛下親眼看見的。陛下如果認為欲望滿足了，那麼現在不僅僅是滿足了，而是應該節製欲望了。如果認為欲望還不能滿足，那麼再超過這樣萬倍也不會滿足。”太宗說：“你講得很好！不是你，我豈能聽到這些話？”
有一年，公卿大臣上奏說：“按照《禮記》，夏季最末一個月，可以居住高台上築成的樓閣。現在夏熱未退，秋季的連綿大雨才開始，皇宮裏低矮潮濕，請陛下營建一座樓閣來居住。”下屬們巴結皇上，不可謂不用心良苦，要為李世民修建一座避暑的行宮，還引經據典，搬出《禮記》來，李世民見到奏章後說：“我患有氣喘病，哪裏適宜住低下潮濕的地方？修一座行宮避暑，按理說也不為過，但是如果同意了你們的請求，浪費實在多。從前漢文帝準備建築露台，為愛惜相當於10戶人家財產的費用，就不再興建。我德行趕不上漢文帝，而耗費的財物卻超過他，難道說得上是作為百姓父母的國君的德行嗎？”盡管公卿再三堅決奏請，李世民始終沒有答應。
李世民是通過節製自己的物欲來體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的。其實遵循恕道並不僅是此一項，能夠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對別人合理的欲念予以理解，對別人的過失施以寬容等等都是“恕”，或者說都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種美德的延伸和擴展。
清朝康熙年間，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的張英，有一天接到母親自安徽桐城老家寫來的一封信，信中訴說家裏正準備擴建院宅，卻因地皮問題而與毗鄰而居的葉家產生了矛盾。因為葉家也想建房造屋，因此兩家相持不下，水火不容，信中隱約有要求張英用名位官威來壓服葉家的意思。
張英看完信後，沉思再三，急就了一首詩來勸他母親。詩是這樣寫的：
千裏家書隻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
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張英的母親和家人見信後，深明義理，馬上主動地把將要砌建的院牆讓後三尺。葉家的人知道情況後，愧疚之餘，也立即把正想修建的院牆退後三尺。因此，張葉兩家的院牆之間，就形成了一條六尺寬的街巷。此事一時之間傳為佳話，至今在桐城尚有被人所樂道的“六尺巷。”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的標準，其實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而且一切人一生都用得著的，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都可以也應該以“恕”字規範自己，要求自己。相信這樣一來，不僅能與人為善，而且人也會與“我”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