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養性，培養自己的浩然之氣、容人之量，保持自己的高遠誌向，必須要抑製急躁的脾氣、暴躁的性格。做事戒急躁，人一急躁則必然心浮，心浮就無法深入到事物的內部中去認真研究和探討其發展的規律，無法認識其本質。心浮氣躁，辦事不穩，自然會發生差錯。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要就在於以柔克剛，以靜製動，處安勿躁。浮躁的危害不可謂不大。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由於國際形勢的緩和和國內農業的豐收，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使黨的主要領導人開始脫離中國國情，提出不切實際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思想。
在及時察覺黨內已經滋生急躁冒進的傾向的情況下，周恩來不顧被扣上“右傾保守”帽子的危險，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製止反對右傾保守思想鬥爭的繼續開展，果斷地提出反對急躁冒進。
1956年1月20日，周恩來在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呼籲：不要搞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為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計劃，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這一次我們在國務院召集的計劃和財政會議，主要解決這個問題。”
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提出：“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範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冒進的錯誤。”
2月6日，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一起研究解決計劃會議和財政會議存在的嚴重問題。他明確指出：既然已經出現冒進急躁現象，而且各專業會議訂的計劃都很大，計委、財政部對計劃就要“壓一壓”。經過兩會努力，年度基本建設投資壓到147億元。這就是後來周恩來多次從積極意義上所講的“二月促退會議”。
自1956年6月上旬起，周恩來進一步強調反對和糾正經濟工作的急躁冒進傾向，繼續宣傳反冒進，削減1956年計劃預算指標，引導本年度經濟工作由冒進向健康的道路發展。他果斷地對這個年度的過高指標采取了“壓一壓”的措施，特別對嚴重妨礙當年計劃平衡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作了較大削減，使計劃比較符合實際。這一計劃執行的結果，使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成果，減少了由於冒進造成的不應有的損失。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八大”後，周恩來的注意力轉入對1957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的研究。
編製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任務由國家經委承擔。經委是不讚成冒進的，問題是各部、各省市自治區一開始上報的指標，還是要價很高。報的基本建設投資指標共計為243億元，比1956年的140億元多103億元。前麵講到1956年計劃已經“冒”了，1957年再“冒”這麼多，當然不行。經委隻好大刀闊斧地往下壓，但經委壓到150億元時，各部門各地區反對再往下壓了。麵對這種情況，周恩來認為，急躁冒進情緒還未平息，還得繼續反冒進。他引用馬克思的話說：“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細細體會馬克思闡明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使他對社會主義的長期性有了更深的認識。他認為，大抓經濟建設的方針是正確的，但人民的生活也要改善。既要重工業，又要重農業，這樣結合起來，優先發展重工業才有基矗
11月10日，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作了《關於一九五七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經過充分討論後被八屆二中全會接受。在這個計劃指導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使1957年的經濟工作成為建國以來最好的年份之一。
反冒進，不僅使1956年經濟發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對實事求是地確定八大經濟決策和1957年計劃的指導方針有著重要的影響。
荀子在《勸學》中說：蚯蚓沒有銳利的爪牙，強壯的筋骨，但卻能夠吃到地麵上的黃土，往下能夠喝到地底的黃泉水，原因是它用心專一。螃蟹有六隻腳和兩個大鉗子，它不靠蛇鱔的洞穴，就沒有寄居的地方，原因就在於它浮躁而不專心。
輕涪急躁，對什麼事都深入不下去，隻知其一，不究其二，往往會給工作、事業帶來損失。我國在50年代提出的不切中國實際的經濟發展戰略，這種急躁冒進的思想帶來的後果，反映了“欲速則不達”規律的準確性。
天下成大事業者，無不是專一而行，專一而攻。博大固然不錯，精深才能成事。要求精深，要求在某個領域中成為專業人才，務必克服浮躁的毛玻
剛不是浮躁。浮躁之氣生於心，行動起來就會態度簡單、粗暴，徒具匹夫之勇，結果隻能害了自己。戒除浮躁的確不容易，要有頑強的毅力，堅定的信心，才能做到這一點。但隻要有毅力有信心，胸中有個遠大的目標，浮躁又有什麼不能戒除，事業又有什麼不能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