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曆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後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著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折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折扇上印著一幅西湖遊覽圖，與現今常見的遊覽圖不同，那上麵清楚地畫著各種景致，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致的幽雅名稱，淩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於是日日通視，竟爛熟於心。年長之後真到了西湖，如遊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著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遊西湖後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遊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遊，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遊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於玄豔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於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與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係，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的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跡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曆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遊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遊泳，獨個兒遊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並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裏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後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跡下水，遊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於是，剛剛撫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曆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於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彙聚了太多的方位，於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於它是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裏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於這裏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裏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嶽飛，也跨身於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致。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禮儀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遊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後都皈依於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後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於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並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蓴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抓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於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遊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遊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幹悠閑的遊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為此，魯迅勸阻鬱達夫把家搬到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嶽，
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遊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於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誌氣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和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