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采訪鄭君裏夫人黃晨，是那樣的方便，從我家的陽台上，便可以看見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訪她。
她剛從香港回來。國恨家仇，十年風霜，在她的前額刻下深深的皺紋，黑白參半的頭發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齒：“這個藍蘋，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審“四人幫”的日子裏，億萬觀眾都曾從電視屏幕上見到過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蘭絨上衣，攏了攏頭發，非常鎮靜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鐵欄杆圍著一張高背木椅，江青穿著一件低領的黑上衣，套著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麵打著一個顯眼的補釘。她挺直脖子，瞪著眼睛，強裝著一副“旗手”的神態。
“藍蘋！”黃晨一見到江青，眼中迸出憤怒的火花，大聲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驚，呆住了。自從公審以來，當著法官，當著眾多的旁聽者，還未曾有過叫她“藍蘋”的。不，不，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敢當麵叫她“藍蘋”的了。
江青轉過腦袋，視線轉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氣，說了一句：“阿黃？！”
她確實感到震驚：因為她以為黃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麼東西，叫我阿黃？”黃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厲聲道：“你逼死我丈夫鄭君裏，我要控訴！我要揭發！……”
通過電視，黃晨在億萬人民麵前，揭發了江青迫害鄭君裏致死的罪行，揭發了江青策劃的“十·八”抄家案……
黃晨正氣凜然，義正詞嚴，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視一切的腦袋。
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上，記下了江青的這一罪惡：“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裏、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會各界人士名單中，提及了“著名藝術家鄭君裏”。
鄭君裏，他的名字與中國電影緊緊聯係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擔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員；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編導了轟動中國影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了鋒芒直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烏鴉與麻雀》；五十年代，他導演了優秀影片《宋景詩》、《林則徐》、《聶耳》；六十年代，他導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們的推崇……誠如袁文殊為鄭君裏的遺著《畫外音》一書寫的序言所說，他是“一位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廣博的理論修養，才華茂盛的電影導演”。
電影演員藍蘋，本是鄭君裏夫婦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鄭君裏（二哥）、唐納（三弟）、趙丹（四弟）因誌同道合，曾經結為四兄弟。藍蘋曾是唐納之妻，跟鄭君裏夫婦過從甚密。
一九三六年，當三對新人——唐納和藍蘋，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時，沈均儒為證婚人，而鄭君裏為司儀。
黃晨與藍蘋互以“阿黃”、“阿藍”相稱。看到一塊合意的料子，一起買來，做成一色的兩件衣服，黃晨和藍蘋同時穿了出來。
黃晨還記得，一九五一年，當她出差到北京，住在電影局招待所，江青聞訊，派來了汽車，接她去中南海。那時的江青，穿著一身土藍布列寧裝，還念舊情。江青曾經說，如果她願意，可以幫助她去蘇聯學劇場管理……
然而，當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慚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員，但這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黨，領導工人運動……”
鮮紅的曆史，閃光的道路！這種連草稿都不打的牛皮，隻能騙騙掛著紅袖章的紅衛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細的鄭君裏夫婦，特別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針氈……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並不是葉群、江騰蛟，卻是張春橋。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經拉開。一天，鄭君裏回到家裏，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兒。
果真，他告訴黃晨：“今天，張春橋找我談話。”
事情頗為突然，廠裏通知他，到“康辦”去一下。
張春橋板著麵孔，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裏接待他。
在說了一通端正態度、積極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劃清界限之類話以後，張春橋把話題一轉：“我知道，你跟江青同誌早就認識，有過交往。江青同誌現在的地位，跟過去不同了。她過去有一些信件之類的東西，還在你家裏。這很不妥當。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來，密封，交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