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采訪鄭君裏夫人黃晨,是那樣的方便,從我家的陽台上,便可以看見她家的窗口。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去采訪她。
她剛從香港回來。國恨家仇,十年風霜,在她的前額刻下深深的皺紋,黑白參半的頭發成了灰色。一提起江青,她咬牙切齒:“這個藍蘋,害得我家破人亡……”
在公審“四人幫”的日子裏,億萬觀眾都曾從電視屏幕上見到過她。
那天,她穿了灰色法蘭絨上衣,攏了攏頭發,非常鎮靜地步上原告席。
被告席上,那灰白色的鐵欄杆圍著一張高背木椅,江青穿著一件低領的黑上衣,套著一件黑色棉背心,上麵打著一個顯眼的補釘。她挺直脖子,瞪著眼睛,強裝著一副“旗手”的神態。
“藍蘋!”黃晨一見到江青,眼中迸出憤怒的火花,大聲地喝道。
江青不由得一驚,呆住了。自從公審以來,當著法官,當著眾多的旁聽者,還未曾有過叫她“藍蘋”的。不,不,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敢當麵叫她“藍蘋”的了。
江青轉過腦袋,視線轉向原告席,倒吸一口氣,說了一句:“阿黃?!”
她確實感到震驚:因為她以為黃晨早已不在人世了。
“你是什麼東西,叫我阿黃?”黃晨怒不可遏,用手一拍桌子,厲聲道:“你逼死我丈夫鄭君裏,我要控訴!我要揭發!……”
通過電視,黃晨在億萬人民麵前,揭發了江青迫害鄭君裏致死的罪行,揭發了江青策劃的“十·八”抄家案……
黃晨正氣凜然,義正詞嚴,江青不得不低下了那傲視一切的腦袋。
莊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上,記下了江青的這一罪惡:“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在上海非法搜查鄭君裏、趙丹、顧而已、童芷苓、陳鯉庭五人的家,致使他們受到人身迫害。”在被迫害致死的社會各界人士名單中,提及了“著名藝術家鄭君裏”。
鄭君裏,他的名字與中國電影緊緊聯係在一起:三十年代,他擔任了《野玫瑰》、《大路》、《迷途的羔羊》、《新女性》等影片的主要演員;四十年代,他和蔡楚生編導了轟動中國影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導演了鋒芒直指國民黨反動派的《烏鴉與麻雀》;五十年代,他導演了優秀影片《宋景詩》、《林則徐》、《聶耳》;六十年代,他導演的《枯木逢春》受到了人們的推崇……誠如袁文殊為鄭君裏的遺著《畫外音》一書寫的序言所說,他是“一位既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廣博的理論修養,才華茂盛的電影導演”。
電影演員藍蘋,本是鄭君裏夫婦的好友。
袁牧之(大哥)、鄭君裏(二哥)、唐納(三弟)、趙丹(四弟)因誌同道合,曾經結為四兄弟。藍蘋曾是唐納之妻,跟鄭君裏夫婦過從甚密。
一九三六年,當三對新人——唐納和藍蘋,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時,沈均儒為證婚人,而鄭君裏為司儀。
黃晨與藍蘋互以“阿黃”、“阿藍”相稱。看到一塊合意的料子,一起買來,做成一色的兩件衣服,黃晨和藍蘋同時穿了出來。
黃晨還記得,一九五一年,當她出差到北京,住在電影局招待所,江青聞訊,派來了汽車,接她去中南海。那時的江青,穿著一身土藍布列寧裝,還念舊情。江青曾經說,如果她願意,可以幫助她去蘇聯學劇場管理……
然而,當江青成了“旗手”,大言不慚地自吹自擂:“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員,但這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黨,領導工人運動……”
鮮紅的曆史,閃光的道路!這種連草稿都不打的牛皮,隻能騙騙掛著紅袖章的紅衛兵。
一想到深知她的底細的鄭君裏夫婦,特別是落在鄭君裏手中的那封信,江青如坐針氈……
欲除心病,江青最初找的並不是葉群、江騰蛟,卻是張春橋。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的大幕已經拉開。一天,鄭君裏回到家裏,神情黯然。看得出,他遇上了不愉快的事兒。
果真,他告訴黃晨:“今天,張春橋找我談話。”
事情頗為突然,廠裏通知他,到“康辦”去一下。
張春橋板著麵孔,在康平路市委辦公室裏接待他。
在說了一通端正態度、積極投入“文革”,跟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劃清界限之類話以後,張春橋把話題一轉:“我知道,你跟江青同誌早就認識,有過交往。江青同誌現在的地位,跟過去不同了。她過去有一些信件之類的東西,還在你家裏。這很不妥當。你回家清理一下,找出來,密封,交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