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迎春花在幾天內黃燦燦地都開了。一九九三年四月，當我住進位於玉淵潭公園之中的望海樓賓館，便置身於一片黃色的海洋之中了。那裏離王觀瀾夫人徐明清的住處不遠。當我給她打了電話，她馬上熱情地說：“歡迎！歡迎！”
已經八十有二的她，身體還不錯，不時外出開會，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雖說走路時已顯得蹣跚。
這一回，徐老除了向我補充講述了有關江青的一些情況之外，特地向我推薦了她的老戰友孫達生。她說，孫達生也是江青三十年代曆史的重要見證人，建議我去采訪孫老。她告訴我，江青本人也曾把孫達生列為曆史證明人之一。
她給孫達生打了電話，於是，我跟孫老約定了見麵時間。
孫達生住在北京的西北郊。年已八十有二的他，瘦削而靈活，確實有點“孫大聖”的“風度”。
說起他的名字的來曆，孫達生哈哈大笑，用一口純正的東北話對我說道：江青被捕後，曾向中央專案組提及有個名叫“宋介農”的人，可以證明她的三十年代的曆史。可是，專案組查來查去，查不到宋介農其人。後來，還是從徐明清那裏得知，宋介農就是孫達生。再一查，孫達生的工作單位在“文革”中已內遷到四川。趕快派人赴四川，到了那裏，才知孫達生正在北京治病。於是，重返北京，才找到這位“孫大聖”！
孫達生確實姓宋，一九一一年出生於吉林雙遼縣，原名秉全。後來，他在上海學習農業專業，遂改名宋介農。一九三三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江青——那時叫李雲鶴，從山東來到上海，所以她隻知道他叫宋介農。
至於他怎麼會叫孫達生，內中有一番趣事：那是中共地下組織考慮到他是東北人，便派他前往張學良的東北軍工作，需要改名換姓。改什麼名字好呢？當他請張學良的好友杜重遠先生寫介紹信時，杜重遠給他起了個名字“張萬發”。介紹信寫好時，他細細一思量，覺得姓張不好，因為他是東北人，姓張容易叫人誤以為他是張學良的什麼親戚。杜重遠以為言之有理，拿起毛筆沉思了一下，把“張”字略加改動，變成了“孫”字，從此他便叫“孫萬發”！
這位“孫萬發”持杜重遠的介紹信去見張學良將軍手下的軍長王以哲，馬上就被任命為少校秘書，人稱“孫秘書”。憑著少校軍銜，他免費乘坐火車軟席，往來奔走，做著中共地下工作。
後來，他在西安事變之後，生病需要住院。這時張學良在南京被拘，他這位“孫萬發”秘書也引起注意。住院時填病曆卡，劉瀾波替他寫上“孫達生”。他問劉瀾波為什麼給他取名孫達生？劉瀾波笑謂：“孫達生”，孫大聖的諧音也。你瘦削機靈，身份又千變萬化不正是孫大聖嗎？
不久，他來到延安，就用“孫達生”這名字。不料，這名字一用竟用了一輩子，以至現在身份證上都寫著孫達生。他的本名隻有在填寫履曆表時才提到。
在說罷“孫達生”的來曆之後，他跟我談起了江青。
江青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後來，江青匆匆離開青島前往上海時，未帶中共組織關係。徐明清見到她表現不錯，便發展她為共青團員。田沅在那裏教日語。孫達生也在那裏工作，結識了江青。
孫達生記得江青那時在工學團教唱歌，排練話劇，刻臘紙，印傳單，頗為活躍，工作也積極。那時的生活頗為清苦。有一回，江青說施展手藝，炒了一盤青菜，孫達生和朋友們吃了都說味道很不錯，後來才發現他們半個月的油都用光了。
江青提出恢複中共組織關係，並向徐明清、孫達生說明了她在青島加入過中共。可是，由於無法得到證明，徐明清、孫達生認為還是重新辦理入黨手續為好。
那時，孫達生擔任左翼教聯常委兼黨團組織委員，由他出麵找江青作了兩次談話，並準備由他作為江青的入黨介紹人。
孫達生把江青的情況向左翼教聯黨團組織作了彙報。他記得，一九三四年九月左翼教聯黨團組織已經同意吸收江青入黨。
就在此後不久，江青突然失蹤了……
孫達生許久不知江青音訊，後來才知道她關押在市公安局。據了解，特務們跟蹤的是阿樂，偶然抓住了她，並不知道她的底細。她在獄中隻說自己是女工學校的教師。過了一個多月，特務們審不出什麼名堂，也就準備放掉她。孫達生得訊，忙於營救。
孫達生以為她的案情很平常，不必找上層關係出麵保釋，由女工學校出麵即可。誰知女工學校是一所未經教育局登記的補習學校，不能作保。於是，孫達生請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開具證明，為江青作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