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在供銷社擺酒兩桌，聞天自然不在賓客之列。
在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之後，毛澤東又補請了一回喜酒。
那是八路軍一二○師師長賀龍從前線回到延安，前去看望毛澤東。
賀龍走進毛澤東的窯洞，正遇江青從裏麵走了出來。賀龍並不認識江青，也就沒有跟她打招呼。不過，賀龍已經風聞毛澤東新婚。
賀龍見到毛澤東，故意問道：“走出去的是個什麼人呀？”
毛澤東也知道他是明知故問，便說：“你這個問題問得真‘毒’呀！”
賀龍大笑道：“主席家裏走出一個我不認得的人，我為什麼不能問？”
毛澤東也大笑起來：“好，好，我請客！我請客！”
結婚以後，江青名義上仍是中共中央軍委檔案秘書，實際上就在毛澤東身邊，照料他的生活。
新婚不久，毛澤東從鳳凰山遷往楊家嶺的三間新窯洞。那窯洞在山腳，地上鋪著磚，牆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紙，屋裏顯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沒有用油漆漆過，因為那時油漆短缺。
三間窯洞一間是起居室，一間是毛澤東書房兼臥室，一間是江青臥室。
屋外，是一塊碾平過的平地，擺著石桌、石凳。還有一小塊菜地，毛澤東閑時愛種菜。
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隻有蠟燭、煤油燈，水則是從井裏打上來，盛在搪瓷臉盆裏。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婦。這時的她，收斂了，檢點了，跟在上海時那般羅曼蒂克，判若兩人。
在延安的高幹夫人們之中，江青與她們相比，深知自己革命資曆的淺薄：周恩來夫人鄧穎超是資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過井岡山、經過長征，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在上海做過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劉群先去過蘇聯、經過長征，張聞天夫人劉英在長征中是中央隊的秘書長……在這樣的夫人群中，隻有像具有賀子珍那樣的革命資曆才能匹配。正因為如此，江青初人毛澤東的窯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見到誰都微微一笑，點一點頭，極少言語。當時人們這麼形容江青：“口還沒開就先笑。”意即說話前先是滿臉堆笑。這時的她，尚是“新媳婦”、“小媳婦”。
江青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結束後，調到魯迅藝術學院工作。有些關於江青的傳記稱江青進延安後便入“魯藝”，那是不確的。“魯藝”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開始宣告成立，最初在延安城內二道街臨時借用房子。後來遷至延安北門外兩側半山坡。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遷往延安東郊十餘裏的橋兒溝天主教堂——那裏原是中共中央黨校校址。
據現存的《魯藝通告》載：“戲劇係張庚，助理員黃乃一，編劇王震之，指導員江青。”
在《魯字第十二號通告》上，記載著該校各種會議參加者名單。在“教務會議”及“訓育會議”的參加者名單中，有江青。
和毛澤東結婚後，江青也參加一些社會活動。例如：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成立，江青為該會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江青當選為該會執行委員之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延安電影製片廠成立，江青當選為該廠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靜的。她跟毛澤東相處不錯。她給毛澤東結了新毛衣，給他做了充滿辣味的菜。閑暇時，那架老式的留聲機就在窯洞裏唱了起來。這架留聲機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進入延安時，帶來送給毛澤東的。江青動作熟練地給留聲機換上一張張七十八轉的唱片。知道毛澤東喜歡京劇，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劇唱片。毛澤東聽得入神，有時用腳拍打著磚地，打著節拍，有時嘴裏也哼哼幾句。
毛澤東的窯洞，常常高朋滿座。來了毛澤東的戰友，她很少露麵，要麼遞個煙，要麼倒杯茶，馬上就走開。來了外國記者，她不能不露麵，不過，她也隻是握個手，點個頭，遞上盆花生米，就走開了。她顯得很靦腆，如同個大姑娘。正因為這樣，一位外國記者記述對江青印象時：“她直率而客氣，很像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良母。”
這表明，這位曾經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員，此刻又成功地扮演著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賢妻良母”型的東方女性。
江青這種“直率而客氣”的形象，同樣深深地留在範明的印象中。
範明，本名郝克勇，中共在國民黨三十八軍的地下工委委員、統戰部部長。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毛澤東曾電令郝克勇前往延安一談。郝克勇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來到了延安棗園毛澤東住地。
後來，郝克勇曾寫下回憶文章《棗園初見毛主席》，內中主要寫毛澤東，但是也寫及江青。他的回憶頗為真切、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