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社會上傳說很多，說江青如何如何，好像她有多少東西似的，其實，她並沒有多少家當。
江青沒有多少錢，也沒有什麼金銀首飾，衣服倒是有不少，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有一次，她要做一件小翻領西服，我給她找來了做衣服的，按照她的尺寸做好送來了，我送給她看，她問多少錢，我告訴了她，她立時就說：“這衣服我不要了，不合身，做壞了。”衣服明明沒壞，我說：“這不挺好的嗎？”
“好，你要，反正我不要了。”
見我不說話，她又說：“這不是我要的衣服，做壞了，你賠！”
“我賠不了，我沒有錢。”
她看我真的不高興，把衣服甩下走開了。
這可怎麼辦？我沒有辦法，隻好拿了衣服去找汪東興，把情況告訴了他。
我說：“這衣服好好的，她非說不要了，我沒有辦法處理。”
汪東興看了看衣服，說：“不是衣服不好，她是嫌貴了。”
江青就是這樣一個人，她又想穿好衣服，又沒有錢，所以經常是長袖改短袖的，淺色改深色的。總是改來改去，染來染去，我可是給她跑了不知道多少次洗染店。正像有的同誌說的，她是又要花樣多，又不能貴。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腦”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慶施。柯慶施是資深的中共領導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赴蘇聯莫斯科學習。回國後，擔任過中共安徽省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江青在延安時，結識了柯慶施。那時，柯慶施擔任中共中央黨校“黨與群眾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則是中共中央黨校學員，說起來，柯慶施算是江青的老師。
一九五八年之後的柯慶施，進入他政治生涯頂峰期。他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是上海響當當的“第一號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還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當中國這艘碩大的巨輪向“左”偏航之際，原來就思想頗“左”的柯慶施，頗得毛澤東的賞識。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慶施在上海文藝會堂對文藝界人士發表演說，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左”的口號。
所謂“大寫十三年”，指大寫解放後十三年，以為“隻有寫社會主義的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
江青敏銳地意識到柯慶施的文藝見解與她完全“合拍”。正處於孤掌難鳴的她，求助於柯慶施，立即得到柯慶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見”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部長們對她的意見不屑一顧。她尋求支持，尋求強有力的支持者。柯慶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進行一番番密謀。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講話時，說及了自己的“認識過程”，強調了“柯慶施同誌的支持”：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複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係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日“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隻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誌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說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卻鮮為人知。
此文發表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彙報》，題為《“有鬼無害”論》。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璧輝”。
“梁璧輝”何等人氏？顯然，這是一個筆名，據雲，筆名源於“大筆一揮”，寫此文時頗費思索，“揮了兩筆”，“梁璧輝”亦即“兩筆揮”的諧音！
“梁璧輝”是誰的筆名？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俞銘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