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源究底柳公權諫文宗
尋找根源，究源究底，借著一個表麵現象挖出本質再加以深化表達，可以達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柳公權之諫便是這樣的例子。
開成二年（八三七年）四月十一日，唐文宗同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等人在便殿說話。
皇上抬起衣袖給他看，說：“這件衣服已經洗過三次了。”
在座的臣子都稱頌皇上節儉的美德，惟獨柳公權沉默不語。
文宗奇怪地問他為什麼不說話。柳公權答道：
“陛下是尊貴的天子，擁有天下的財富。最要緊的不是在日常生活的節儉，而在於提拔有德有才的賢人、罷退缺乏德行和才能的小人，並采納正直有理的諫言，對屬下賞罰分明，這才能使國家達到清明安樂的境地。穿上洗過的衣服，不過是區區的細枝末節罷了。”
文宗聽了，慢慢地說：“按慣例，你擔任了中書舍人就不能再當諫議大夫了，但因為你具有正直而敢於諫諍的大臣品格，所以我要加授你為諫議大夫。”
於是次日就任命柳公權為諫議大夫，其他的官職照舊兼任不變。
柳公權是中國曆史最負盛名的書法家之一。凡學書法的人，必先學楷書，凡學楷書的人，必選學歐、顏、柳、趙四體，而四體楷書的代表作是：歐陽詢書《九成宮》，顏真卿書《多賓塔》，柳公權書《玄秘塔》，趙孟俯書《壽春堂》。殊不知柳公權不僅字寫得正、寫得好、而且善作詩賦，從政也清正不阿、敢於諫爭。他曾經以書法規諫縱情享樂荒於朝政的唐穆宗：“心正則筆正，筆工字得寫規範。”頓使穆宗肅然起敬。在本篇中，他借題（即穿洗過的衣服之類的節儉小節）發揮，對唐文宗進行勸服，希望他注意“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等朝政大事，唐文宗似乎也很欣賞他的話，加授他以諫議大夫的官職。
義正辭嚴的說服術
義正辭嚴，是說在說服他人時要道理正當，措詞嚴肅。韋澳執“法”一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以正以直說服人人的方式。
大中十年（八五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唐宣宗因為京兆（京城地區）長時期治理得不好，便任命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為京兆尹（首都長官）。韋澳為人耿直公正，一上任，一班豪門權貴就收斂了氣焰，不敢為非作歹了。
可是，皇親國戚鄭光的田莊管家橫行不法，成為地方上的一大禍害，又多年不向官府交納租稅。韋澳上任後，即嚴厲執法，不由分說將其逮捕，並給他帶上了刑具。
宣宗便在延英殿召見韋澳詢問此事，韋澳如實奏明了案情。
宣宗問：“你打算怎樣處置他？”
韋澳說：“我準備依法嚴辦。”
宣宗道：“但鄭光很寵愛他，怎麼辦？”
韋澳說：“陛下把我從內廷（翰林學士院在內廷）外調為京兆尹，目的是要肅清國都地區曆年積累下流弊。鄭光的田莊管家為害鄉裏多年，假如對他放寬刑法，那麼就說明陛下的法律隻是針對貧困百姓中的犯法者。我不敢執行這種枉法的指令。”
宣宗說：“你說得確實很對。但鄭光死纏著我不放，你就將那個管家痛打一頓，饒他一死，可以嗎？”
韋澳說：“我不敢不執行陛下的聖旨，但我希望讓我暫且將他關押起來，等他交足了欠交國家的租稅後再將其釋放，可以嗎？”
宣宗說：“可以。我為了鄭光的緣故，幹擾你執行法律，深感慚愧。”
韋澳回到京兆府，即令手下將那管家杖打了一頓，督促他交足了數百石的欠租後，才予以釋放。
在家天下的封建皇權政治體製下，皇帝的話就是法律，他製定法律也隻是在無權無勢的平民中施行，至於對他自己和親朋好友，這法律等於是狗屁不值的一紙空文。像本篇的舌辯故事就是。唐宣宗本來是為了治理多年有法不施、執法不嚴的京都地區而任命韋澳為京兆尹的，等到韋澳真的要依法懲辦違法者時，一觸及到皇親國戚的利益，唐宣宗就要徇情枉法了，而執法無私的韋澳，其舌辯語氣也隻得逐漸軟化，開始時“臣未敢奉詔”，擺出要執法嚴辦的架式；等到宣宗“求情”了，他又說“臣不敢不奉詔”，迎合人主的聖旨，將重刑放寬，終於還是徇情枉法了。
張昭簡言說重理
言簡義賅，是說用簡單的語言概括一個大的意思之意。在勸說他人時，能夠達到簡捷的語言說出重要的道理者，他所勸說的對你一定會接訥其意見的。張昭就是這樣的人物。
孫策臨死之前，把弟弟孫權托付給朝中重臣張昭。
張昭就率領群僚輔佐孫權。
但因孫權為哥哥之死傷心得無法處理政務，導致朝野臣子、全國百姓心中惶惶不安。張昭為使全國政事早日安定下來就嚴肅地對孫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