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枉容易過正。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後，中共開始由右朝“左”偏航。
作為三常委之一的李維漢，晚年寫下《回憶與研究》一書，很深刻地道出當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由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革命急性病，使黨內的“左”傾情緒很快地發展起來。
除了這種“左”傾情緒外，還有一個認識問題，即所謂“左”比右好。“‘左’是站著鬥，右是跪著降”，當時在黨內（一定範圍內）已經形成了輿論。而“左”傾情緒和“左”傾認識（理智）結合起來，就成為盲動主義發展的動力……於是，盲動主義代替了投降主義。
二十八歲的瞿秋白上台之後，深感共產黨在武漢的基礎太差，便於9月底和鄭超麟一起坐長江輪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隱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裏。從此，中共中央也隨瞿秋白遷回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陰影，依然濃重地籠罩著上海。處處談“共”色變。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裏“掃描”，巴不得盯住每一個“赤色人物”。
這時全國中共黨員銳減，從中共“五大”時的近六萬人，一下子直線下降到一萬多人。
心急如焚的瞿秋白，卻這樣深信不疑：“在較短期內，新的革命高漲將取代革命的暫時失敗。”
瞿秋白要在中國點起暴動之火。他的頭腦在膨脹，在發，急於求勝的情緒在迅速滋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麵貫徹瞿秋白的“左”傾路線。
會議作出《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強調了“暴動”的重要性：
城市工人暴動的發動是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作一種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鬥爭，發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漲，組織暴動，領導他們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青。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展的先決條件。
這樣，瞿秋白把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領導工人組織城市暴動上去。
當然，最激烈地豐張暴動的，是共產國際新任全權代表羅明納茲。難怪他來華時，帶來了德國的“暴動專家”紐曼。
這次擴大會議，增選了兩名政治局常委，即羅亦農和周恩來，使三常委增至五常委。這樣，周恩來又重新進入了常委之列。
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黨組織發出了一係列要求組織暴動的指令，但都一一痛遭失敗：
武漢暴動——原定11月13日上午8時武漢三鎮工人總罷工，舉行暴動，進攻友益街，結果因響應者寥寥而作罷。
長沙暴動——12月10日晚7時，湖南省委組織二百人敢死隊舉行暴動。企圖占領長沙。敵人連夜調來一個師，一下子就把暴動壓下去了。
廣州暴動（廣州起義）——12月11日淩晨，在張太雷、葉挺、葉劍英、周文雍、惲代英、聶榮臻領導下，舉行廣州暴動。暴動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太雷當場犧牲。暴動也迅即失敗。
此外，上海暴動、天津暴動、唐山暴動電都慘遭敗北。
暴動的一次次慘敗，使新上台的中共領袖瞿秋白威信掃地，陷入了困境。看來，他在領袖的坐椅上席不暇暖，就得另易他人了……
誰將替換瞿秋白呢？
一個出乎意料的機遇，使一個並不具備領袖才華的人物，成了中共正兒八經的總書記！那是八七會議結束不久，共產國際忽地發來通知；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日即將到來。1927年的十月革命節非同往常，乃是十年大慶，各國共產黨都派了代表團。這樣，中國共產黨也要派出代表團前往蘇聯慶賀。為了表示對工農幹部的重視，此次所派的是“中國工農代表團”。由誰率領呢？自然應當派工農出身的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