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日子裏，毛澤東是忙碌的，可是他的心境並不舒暢，因為他在黨內剛剛蒙受了一次“高強度”的批判。
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31年5月，項英被撤銷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改由毛澤東擔任。可是，在全蘇“一大”前夕，卻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改由項英擔任！
正因為這樣，全蘇“一大”由項英主持，任主席團主席。至於毛澤東後來仍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全然由於他在紅軍、在蘇區那廣泛的影響，由於他領導三次反“圍剿”連連取勝而贏得的聲望。
關於項英重新取代毛澤東的原因，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郭化若，對此說得頗為坦率：
三中全會（指六屆三中全會——引者注）結束後，中央派項英同誌來到蘇區。項英對立三路線進行調和，認為李立三不是路線錯誤而是策略錯誤。四中全會後，王明統治了黨中央，派任弼時等同誌來江西，對項英同誌進行打擊。於是，項英就被王明路線俘虜了。蘇區中央局形式上是項英同誌掌權，實際上權力掌握在任弼時同誌手裏，由王稼祥同誌出主意，顧作霖同誌打先鋒。毛澤東同誌對任弼時同誌曾說過一句幽默的話：“任弼時同誌說我是‘狹隘經驗論’。我到延安後就發奮讀書了。”
在戰場上大勝蔣介石的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蒙受了沉重的一擊。那是在“提燈遊行”的前夕，1931年11月1日至6日，在瑞金葉坪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
會議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這中央“三入團”主持，會議的主題是如何在中央蘇區貫徹王明路線。
王明在1931年初上台，到了這年6月22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王明更進一步控製了中共中央。
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長達一萬兩千字的《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被稱為“九月指示信”），對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了批評，認為“蘇區同誌對於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國際路線（指共產國際——引者注）的正確，還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王明最初是想拉攏毛澤東的。他很快發覺，毛澤東有一整套自己的路線和見解，決不是拉攏就能拉過來的人。何況隨著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央蘇區日益顯得重要，在天平上的分量要超過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王明急欲緊緊控製中央蘇區的領導權。
不早不晚，紅軍從公秉藩手中奪來的那台一百瓦特收發報機，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電台接通了聯係。那天深夜，值班員劉寅首先聽到上海秘密電台的信號，處於極度的興奮之中。劉寅馬上報告曾三（後來成為中央檔案館館長），曾三擬了個密碼電報發過去，上海秘密電台收到了——這成為中央蘇區和中共中央之間第一次無線電通報。
曾三是從上海派來的，原來在中共中央上海秘密電台工作。那個秘密電台，是周恩來花了氣力建立的，周恩來派出中共黨員李強、張沈川改名換姓，到上海無線電學校學得了收發報技術，於1929年冬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裏建立了秘密電台，跟香港的中共地下電台發生聯係，1931年3月，上海秘密電台的伍雲甫、塗作潮、曾三來到了江西中央蘇區，隻是中央蘇區沒有大功率的無線電台，仍無法與上海聯係。直至在東固殲滅公秉藩師，繳獲了那台企盼已久的大功率收發報機，這才終於架起了“瑞金一上海”的無線電之橋，毛澤東曾向無線電台報務員們的出色工作表示熱烈的祝賀。可是，這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空中捷徑，卻給王明提供了莫大方便——這下子，他可以用無線電報，直接、迅速地對中央蘇區實行“遙控”。這正是王明當時求之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