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回合是在9月23日，敵增援六個師，後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兩次致電後方：“在目前敵情與方麵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麵。”可是，後方於9月25日複電，仍堅持要前方“積極地出擊敵軍”！9月26日，周、毛、朱、王又致電後方，表示不能“打強大增援敵隊，此請中央局特別注意”！
紅軍好不容易建立起的無線電台，本來是為指揮作戰提供快捷通訊，此時卻被前、後方首腦間無休止的爭論所困惑。前、後方的戰略意圖如此南轅北轍，在紅軍作戰史上也是空前罕見的。
說穿了，無非是後方首腦以為毛澤東複職，等於“右傾機會主義”上台，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傾”是什麼？前方呢，首腦們麵對敵軍，深知敵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論指揮打仗，毛澤東確有一套過人的才略。指揮三次反“圍剿”時，軍權集中在他一手中，打得瀟灑，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請示，右彙報，把他電弄得很不自在。
終於，第三個回合，導致前、後方的爭執白熱化了。
那是9月26日，前方忍無可忍，決定置瞎指揮的後方首腦們於不顧，以紅一方麵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以下簡稱《訓令》）。這個《訓令》是得到“軍事最高會議”及其主席周恩來同意發出的。
《訓令》指出，蔣介石正在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但是，目前“敵人堅守據點”。在這樣的形勢下，紅一方麵軍應該抓緊時間，在向北地區做群眾工作，“爭取和赤化北麵敵人這些據點附近的地區和群眾”，以求“造成更有利於與北麵敵人決戰和消滅敵人主力的條件”。
當無線電波把《訓令》從前方傳到瑞金，後方首腦大為震怒。當時，項英和鄧發出差到閩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時接連給前方發電報，表示堅決反對。
9月29日，後方電周、毛、朱、王，作了明確的否定表態：“9月26日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部署，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
9月30日，後方單獨給周恩來去電：“我們現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豐河兩岸，做一時期擴大蘇區工作等意見，是對形勢估計不足”，要求周恩來對“分散赤化觀點，應給以無情的打擊”！
10月1日，後方再度致電周、毛、朱、王：“我們堅決不同意9月26日訓令的軍事布置。”
其實，《訓令》是毛澤東思索多日作出的，是他為第四次反“圍剿”規定的策略和部署。本來，周恩來和他打算經過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後予以發布的。為此，9月25日，周、毛、朱、王致電後方：“提議即刻在前方開一中央局全體會議，並且要全體都到，這不僅可以解決目前行動問題，並要討論接受中央指示紅軍行動總方針……”
可是，翌日後方來電，便否定了這一提議。後方稱，項英、鄧發已去閩西參加福建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你們亦須隨軍行動”，“中央局全體會議不可能開”。
既然不能開中央局全體會議，而又軍情緊迫，前方也就在這天發布了朱、毛署名的《訓令》。
後方得知《訓令》發布，對毛澤東極度不滿，認為已到了非撤毛澤東之職不可的時候了。於是，致電前方，同意召開中央局全體會議，時間定在10月上旬，地點則選在周、毛、朱、王9月25日電中提及的“寧北的小塘”。
就這樣，一次以批判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為主題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終於召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