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跟毛澤東談論文學，話就多了。
談著，談著，這位平索沉默寡言的張聞天，終於向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苦悶，傾訴了對博古的不滿。
張聞天跟博古，原是“鐵哥們”。可是，他繼王稼祥之後，跟博古之間也產生裂痕，這裂痕越來越大，越來越深。
張聞天本人是這樣敘述的：
會議上，我同博古同誌的公開衝突，是在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拚，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時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哈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汙蔑，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誌，沒有一個表示意見。
從此時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見，說：“這裏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誌。”意思似乎說，我們內部不應該鬧摩擦。當時，我沒有重視這句話，現在想起來，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六屆）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張聞天又曾說：“這是‘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麵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一方麵又可以把毛澤東同誌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引者注）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後），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牘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發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隻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我當時感覺到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裏很不滿意。
張聞天麵對著毛澤東，“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
大抵張聞天跟博古相知相處很久的緣故，他最知博古的特點。他這樣談及博古的“左”：
他的拿手好戲，就是耙你的反對“左”，曲解為右而加以打擊。我平時就怕他這一點，怕他找到我右打擊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膽怯的，在反右傾，中附帶說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趕快轉過來說要反右。
怪不得博古動不動就給毛澤東扣上右傾的帽子！其中的奧秘，原來如此——是博古的“拿手好戲”！
那小山上的古寺，那大樟樹下的兩隻青石凳，為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交心”提供了良機。博古把張聞天派到政府中去，原是想“一箭雙雕”，不料這“雙雕”卻聯合起來，共同反“左”。
張聞天是中共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又兼政府“總理”，他從“左”的營壘中分化出來，倒向毛澤東，對於博古不啻是沉重的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