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出席了遵義會議？出席者在當時的身份是什麼？
會議開了幾天？
會議是按什麼程序開的？出席者的發言內容是什麼？
決議是怎樣產生的？誰執筆？是在遵義會議上當場通過的嗎？為什麼決議收入1949年版《毛澤東選集》？起草者會不會是毛澤東？
曆史學家在探索著，一次次走訪健在的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出席者們的回憶，固然為解開曆史之謎提供了許多線索；但是，原始文獻的發掘，依然是曆史學家所十分關注的。
令人遺憾的是，那麼多年，關於遵義會議的原始文獻，隻找到一份決議油印本。
一次重大的進展，發生在1982年——距遵義會議四十七年之後。
那是位於北京遠郊的中央檔案館，有一批20世紀50年代從蘇聯運回的檔案，內中有一份重要手稿。
這份手稿是用藍黑墨水在“拍紙簿”上寫成的，豎行，共八頁。
手稿開頭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這表明，這是關於遵義會議的一份原始文獻。可是，隻有“（乙）”，卻沒有“（甲）”！手稿的右側下方，寫著的阿拉伯數字頁碼，倒是從“1”開始，末頁為“8”。
這份手稿，透露了許多前所未聞的重要史實。雖然早在50年代，中央檔案館已經注意到這份手稿，但由於手稿無署名，有“（乙）”無“（甲）”不完整，未敢公布這一手稿（本書作者在遵義會議紀念館檔案室查到中央檔案部1959年5月28日致該館的信，內中已引用這份手稿中的一些內容）。
這是誰寫的？是一份什麼樣的文件？中央檔案館在1982年決定送遵義會議健在的出席者們審看。
鄧小平看了，楊尚昆看了，認不出是準的筆跡。
伍修權作為李德的翻譯，出席了遵義會議，他的記性不錯，那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權看了，也認不出是誰的字。
陳雲也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當時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
接到這一手稿的是陳雲秘書朱佳木。本書作者采訪了朱佳木，他回憶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給了陳雲同誌。
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叫我。我進了他的辦公室。他說：“這是我寫的！”
他的話，使我又驚又喜。
他的夫人於若木同誌看了手稿，也說這是陳雲同誌寫的字。
據陳雲同誌說，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不久，他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時寫的傳達提綱……（本書作者1991年7月9日在北京采訪朱佳木）
由於陳雲確認這份手稿是他寫的，這份關於遵義會議的重要原始文獻的來曆便得以查清。
胡喬木對這份手稿進行考證，認為這份手稿形成於遵義會議後不久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行軍途中，因此寫作時間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這一段時間內。陳雲看了胡喬木就這一問題寫給他的信說：“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但我同意你們考證的時間。”
陳雲手稿提及許多前所未知的關鍵性史實。這份手稿的確認，使有關遵義會議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陳雲手稿先在內部發行的《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上發表，接著，又在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那一天，正值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日。
陳雲手稿中指出：遵義會議“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這表明決議的起草者是張聞天，而且決議不是在會上通過的，卻是在會後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審查通過。
此後，1983年，殷子賢和史紀辛在中央檔案館發現遵義會議決議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麵寫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雲南威信縣（紮西）開會，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二月十六日印”，這表明，最初發現的那個油印本，是後來在陝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誤寫成“一月”——少了一橫（也可能是那一橫刻得太輕，沒有印下來），給曆史學家們帶來多大的誤會和麻煩！那種關於把“17”誤寫成“八”的解釋，也就“告吹”了！
陳雲的手稿中寫及：遵義會議“經過三天，完成了自己的決議”。既然依據周恩來的電報，確定會議在1935年1月15日，“經過三天”，也就在1月17日結束。這樣，遵義會議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