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陳雲、潘漢年在莫斯科彙報之際，消瘦的林育英正在蒙古的沙漠中艱難地跋涉。作為共產國際的特使，林育英肩負重任。他的使命原本是向中共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恢複中共和共產國際的聯係。為此，他在臨行前把共產國際“七大”文件背得滾瓜爛熟，並“印”在腦海中。然後，雙手空空，不帶片紙隻字，萬裏征程，朝中國迸發。怕坐海輪到上海轉赴內地太費時，而乘火車經西伯利亞大鐵道進入東北又很危險，因為東北已被日軍占領，於是他競從蒙古縱穿沙漠，直奔陝西，尋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的到來，對於中共中央來說，也是一場“及時雨”：這位小商人打扮的神秘人物，於1935年12月到達陝北定邊，馬上就趕往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原原本本地倒出了“印”在腦海中的共產國際“七大”文件，這就使一年多失去跟共產國際聯係的中共中央得知了來自共產國際的最新指示。
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共中央正麵臨著分裂的嚴重危機，毛澤東正麵臨著張國燾的嚴重挑戰，林育英支持了毛澤東，這為解決這場危機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戰勝了博古、李德之後，張國燾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首先發起了挑戰。
張國燾此人，既有頗強的組織能力、活動能力，又有很強的領袖欲。這一點，早在中共“一大”時，就充分顯示出來。那時，他隻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陳獨秀、李大釗的門徒，來滬之後很快發覺中共“一大”的組織者、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李達跟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之間有所齟齠，當即乘隙而入，反客為主，成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後來中共“一大”選出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為組織主任，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成為中共最早的三位領袖人物中的一個。
雖說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之後的地位時浮時沉，不過，在1931年1月10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推選三人為常委，張國燾仍是三常委（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之一。
此後不久，決定張國燾赴鄂豫皖根據地，周恩來赴江西中央蘇區。
張國燾和陳昌浩一起於1931年4月下旬由顧順章護送前往鄂豫皖根據地。不久，張國燾擔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從此，他一直是那裏的首腦，鄂豫皖根據地是當時僅次於江西中央蘇區的紅色區域。正因為這樣，1931年11月7日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時，張國燾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副總理”，地位僅次於毛澤東。
後來，由於蔣介石一次次“圍剿”，張國燾的鄄豫皖根據地不斷西移，1932年底移至川陝邊區，改稱川陝根據地。
當朱毛紅軍整編為紅軍第一方麵軍時，張國燾所率紅軍整編為紅軍第四方麵軍，成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紅軍第二方麵軍由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無第三方麵軍）。紅四方麵軍以徐向前為總指揮，陳昌浩為政委，而張國燾為軍委主席。
紅一方麵軍在湘江之役後，損失過半，兵力隻有三萬多人，而紅四方麵軍因在川陝根據地未動，所以擁有五個軍八萬多人，超過紅一方麵軍一倍多！
1935年3月，紅四方麵軍也開始長征，進入四川。6月16日，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會師於四川懋功。張國燾在1966年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的《我的回憶》中這麼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