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經過兩番“曆險記”（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1991年7月8日對本書作者口述）終於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因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以來，已經相隔四年多沒有開過中央全會，許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討論解決，尤其是王稼祥帶來了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
中央決定由王稼祥打電報給王明，要他來延安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並出席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王明畢竟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從其他途徑獲悉共產國際指示的精神，因而拒絕前來延安。他複電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漢向他個別傳達，甚至要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遷到武漢召開。
王稼祥把王明複電交給毛澤東看，經毛澤東同意，又以王稼祥名義，給王明發去措辭強硬的電報：
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到了這等地步，王明看了電報，不得不於9月15日前來延安。
這樣，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從9月29日起在延安召開。會議開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結束。
王稼祥擔任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秘書長。會上，由王稼祥詳細傳達共產國際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示，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題為《論新階段》的報告。
王稼祥所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頹然失色，從此失去他的“王牌”——來自莫斯科的“尚方寶劍”！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實際是毛澤東戰勝王明的會議。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而中共的這一領袖的更換，在當時尚未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共產國際，又稱“世界共產黨”。須知，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領袖的更換，照理是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的。遵義會議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召開的——中共和紅軍處於危急之中，而當時又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係，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不經共產國際批準而自己選擇了自己的領袖。也正是由於缺乏共產國際批準這一組織手續，毛澤東才一直讓張聞天擔任中國共產黨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因為張聞天畢竟是在蘇聯學習過，受到共產國際直接培養。
到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就大不一樣：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走出了最困難的境地，贏得了很大的勝利，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得到一致公認，而且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毛澤東在麵臨王明的嚴重挑戰時，共產國際明確支持了毛澤東。從此，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完全鞏固——盡管這時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名義上還是張聞天。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時，曾高度評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起的作用：
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黨曆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
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誌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