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南方一所偏僻的大學教書數年，在那裏我結識了很多很好的朋友，閻君即是其中的一位。
這老兄學的和教的是魏晉南北朝文學，很偏不值錢。當很多人離開日漸被社會淡忘的校園，離開擁擠閉塞、常年見不到陽光的書齋，到另外一個五彩繽紛的校外世界裏去，當上上下下齊呼“傻得像博士窮得像教授”的時候，這老兄竟然真的去報考了一所大學的“博士”，下定決心向“教授”那條路進軍了。當時他已是32歲年紀，有一妻一女，分有一室一廳住房，馬上就要晉升講師。他費了很多周折才獲得報名權。
當時我也正苦悶著自己的何去何從。我站在大學的講台給大學生講“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時候，我的工錢是每月54元人民幣。後來我拿了碩士學位再登講台，轉而講尼采和克爾凱郭爾、講海德格爾和加繆時，我的工錢加到每月97元，僅夠維持在學生食堂吃中檔菜的生活。在那時節，同事的排擠，所謂領導的威壓，找不到對象的煩悶，又齊齊纏繞著我，使我幾乎走到了弗洛伊德所描繪的“歇斯底裏症”的邊緣。清貧我可以忍受，若在這“清貧”之上再加上“勾心鬥角”4字，我是無論如何忍受不下去的。
這一年的冬天，不記得是1988年還是1989年，在那間12平方米，我又隻有1／2居住權的“窄而黴”小齋，我正望著擺滿床頭床尾、桌上地下一堆堆沉默不說話的書籍發呆時，閻兄來到我的住處。我問他北京的天氣冷不冷，他說很冷，冷得怕人。然後我又問他：“北大博士生住房條件怎樣？”“兩人一間，每人大約6平方米。”“助學金多少？”“每月110元，加各類補貼，共150元左右。”停頓了一會兒，我又問他：“你棄了已得的住房和那將得到的講師，遠離妻女去讀博士，劃得來嗎？”“談不上劃得來劃不來，不想在一個地方呆太久，想走，走得遠遠的。我是把它當成一種生活去看的，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生活方式。”
我把這老兄送出去很遠，等他上了公共汽車拐彎不見了，才又裹緊身上的軍大衣，在凜冽的寒風中返回。我已經在這個窮鄉僻壤度過了好多個冬天，隻感覺這年的冬天格外的冷，不僅有風，還有像錐子一樣紮著手和臉、一點溫情也沒有的冷雨。冷風冷雨之外，便是看不到盡頭翻來覆去睡不著的漫漫長夜。我縮回到一年多沒有洗且很冰涼的被子裏，望著白色的天花板我又想起閻君的話，也許窮，也許窘，也許劃不來，但我們把這一切當成一種生活去看時，情形就會有完全的改觀。
“這也是一種生活方式”，當我們這樣告誡自己時，無論怎樣為難、怎樣無奈、怎樣無依無靠，我們的心靈都可以獲得某種安慰。
一生中有很多事情是劃不來的。因為出身的卑微，花十二分努力才達到他人三分功夫所達到的境地，我們劃不來；因為長得醜，盡管心地善良卻總得不到異性的青睞，我們劃不來；童年時別人可以上幼兒園學英語，學鋼琴，學“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我們隻能上山下田放牛砍柴，我們劃不來；長大了別人有舅舅在公安局、叔叔在人事處，辦什麼都方便，我們卻隻能舉目無親兩眼淚汪汪，孤身一人闖天下，我們劃不來；用無數個白天經營一生卻隻換得個漆黑的墳墓，我們劃不來……好多好多事情本來就是劃不來的。
這劃不來的一切卻構成了生命的一部分，我們無法擺脫它推開它，因為經曆了這一切才走到現在。
好好活著就劃得來。因為我們擁有生命。生命是一個最偉大的奇跡，無論經曆了多少悲哀、落寞，我們依然擁有尊嚴、健康和生活的意義。所以，沒有什麼比好好生活更劃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