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統論”能夠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於在“文革”中泛濫的極左思潮，而且也與長期以來的“階級鬥爭”理論緊密相連。
“血統論”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紅五類”子女自恃出身好，“自來紅”，無法無天；“黑七類”子女則心靈受到莫大的創傷，失去對前途的信心。
陳伯達在接受筆者的采訪時，曾說過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盡管如此，陳伯達在“文革”中，也做過一些“好事兒”。
“好事兒”之一，就是批判“血統論”。在“文革”之初，“血統論”曾一度非常流行。
“血統論”原本出自封建君主的世襲製。在“文革”中，這種封建糟粕卻被披上了紅色的外衣。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紅衛兵貼出了這樣的“鬼見愁”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這副對聯一貼出來，就產生“轟動效應”：圍觀者、傳抄者、批評者、辯論者，比比皆是。8月1日，這副對聯迅即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等學校貼出，又一次引起轟動。這副對聯成為“血統論”最形象、最有煽動力的口號。於是，出身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漢”，趾高氣揚；而出身“反動家庭”的子女，則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賤民”。這副對聯引起激烈的辯論：有人高呼“好得很”，有人斥之為“糟得很”。消息迅速傳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耳朵。陳伯達很快就作出反應。在這副對聯出現的第四天--8月2日淩晨，陳伯達在接見對於對聯持不同意見的兩派紅衛兵時，就明確表示，這副對聯“不全麵”。陳伯達批判了“血統論”，指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實際上是封建社會“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翻版。
陳伯達把那副對聯作了修改：“父母革命兒接班，父母反動兒背叛”。
橫批改為“理應如此”。
陳伯達向紅衛兵們宣傳說，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團結大多數。“血統論”不利於“團結大多數”，違反毛主席的教導。陳伯達當時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有著“中央首長”的身份，他在多次講話中批判了“血統論”，在廣大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影響。應當說，“血統論”能夠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於在“文革”中泛濫的極左思潮，而且也與長期以來的“階級鬥爭”理論緊密相連。特別是在高等學校招生中長期貫徹了所謂的“階級路線”，出身“反動家庭”的子女即使成績優秀也被拒之大學校門之外。所以，“血統論”一提出，便得以大肆流行。盡管陳伯達多次批判那副“鬼見愁”對聯，但是“鬼見愁”對聯仍在廣泛傳播，而且還出現了《鬼見愁之歌》，歌詞就是這副對聯，隻是在“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句之後，加上了一句：“滾，滾，滾，滾他媽的蛋！”“血統論”以血統劃線：所謂“紅五類”是指家庭出身為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貧農的子女；所謂“黑五類”是指家庭出身或者親屬中有人出身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其實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後來，“黑五類”又擴大為“黑七類”，即加上“走資派”和資本家的子女。在“紅五類”和“黑七類”之間，還存在“中間地帶”，即所謂“紅外圍”。“紅外圍”是指家庭出身為教師、店員、市民、中農、下中農的子女。
在“大辯論”中，當時流行“報成分”，即在發言之前，先要自報家庭成分。如果所報的家庭成分屬於“黑七類”，馬上被轟下台……“血統論”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紅五類”子女自恃出身好，“自來紅”，無法無天；“黑七類”子女則心靈受到莫大的創傷，命中注定了“黑”，失去對前途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