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術：隨著“王、關、林”的被揭露，人們對於“中央文革”的怒火噴發了。他們卻把“王、關、林”說成是“五一六”的“黑後台”，把“王、關、林”說成是搞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視線一下子便移到“王、關、林”身上去了！
就在王力、關鋒、林傑隔離審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出現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擴大會議上。
王力、關鋒“顯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講話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極‘左’思潮”。
江青說：“還有一部分壞人在背後亂搞，以極‘左’麵貌出現的就是‘五一六’。他們以極‘左’的麵貌出現，同誌們要提高警惕。”陳伯達對江青的話，作了注釋：“江青同誌講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以極右或極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把矛頭對準軍隊，對準革命委員會，企圖使我們亂套。‘五一六’是一個反革命組織。”康生與江青、陳伯達保持“步調一致”，說：“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要從右的和極‘左’的方麵動搖毛主席的司令部。到處打倒周總理，這是從內部搗毀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覺上了當，幫了這個有陰謀的、反動的反革命組織的忙。對於這一小撮頭頭，要堅決鎮壓。”“中央文革”的這些“首長”們的這番話，顯然提出了新的“戰略部署”。所謂“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國語學院劉令凱、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等為首成立的“首都紅衛兵五一六集團”。
江青、陳伯達、康生本是極左派，搞的是極左路線的一套，這時怎麼忽地“批判極左思潮”呢？
原來，他們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術：隨著“王、關、林”的被揭露，人們對於“中央文革”的怒火噴發了。他們卻把“王、關、林”說成是“五一六”的“黑後台”，把“王、關、林”說成是搞極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視線一下子便移到“王、關、林”身上去了！丟了車，保了帥！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特大喜訊”：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之後，已經安然返回北京。
就在當天，江青在“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發表講話（這一講話被收入《江青同誌講話選編》，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再一次發出“戰鬥號召”。
江青說：今年1、2月份，有那麼一股子風，從右的方麵，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目前這股風，是從極“左”的方麵來反對總理，反對中央。“五一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反革命組織，你們要提高警惕……早些時候，有這麼一個錯誤的口號，叫做“抓軍內一小撮”。他們到處抓“軍內一小撮”，甚至把我們正規軍的武器都搶了。同誌們想想，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我們能夠坐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嗎？（群眾：不能！）如果把野戰軍給打亂了，萬一有什麼情況，那能允許嗎？（群眾：不能！）所以不要上這個當，那個口號是錯誤的。因為不管黨、政、軍都是黨領導的，隻能提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是不科學……就在江青講話之後，9月8日，姚文元的又一“雄文”《評陶鑄的兩本書》發表了。
《人民日報》以三個整版刊出此文，各報也全文予以轉載。
這篇文章旨在批判陶鑄的兩本書，卻忽然插入了一段與那兩本書毫不相幹的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鑄反革命兩麵派的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刮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盡管姚文元的文章沒有點明“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是誰，而滿街飛舞的傳單和醒目的大字標語作了最好的注解：“打倒‘五一六’的黑後台王、關、林！”“王、關、林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最為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樣一條標語：“王八七打倒了，關帝廟香火斷了，林家鋪子倒閉了！”不言而喻，“王八七”指王力，“關帝廟”指關鋒，“林家鋪子”指林傑。
蒯大富手下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刊登整版文章：《陣陣黑風何處來--看“王、關、林”反黨集團在清華》。
請注意：這裏的“王、關、林”，已被稱為“反黨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