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說浪費了，不是有句話叫‘蹉跎歲月’嗎？我不那麼想。我覺得，經曆對每一個人都是一筆財富。但一個被經曆的苦難壓倒的人，是無法得到這筆財富的。任何時候，我都想幹事情，成績算誰的我不在乎。我覺得，人在任何時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有所作為，這是對自己負責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難，還要有戰勝苦難的能力。”
紅光農場的艱苦時光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大饑荒：怎麼活下去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動力
畜牧場副場長：餓肚子的高山牧馬人
轉戰堵嶺農場：又一個“爛尾工程”
扭虧為盈：糖廠副廠長創造的奇跡
無盡的創造力：一手抓三樣
追憶衷牢山：承受苦難和戰勝苦難的能力
哀牢山，一座位於中國雲南省中部的山脈。哀牢山是雲嶺南延支脈，地勢險峻，山高穀深。海拔在3000米與600米之間變化，形成了一種寒溫帶和亞熱帶交叉的立體氣候。
1959年元旦，褚時健帶著行李，來到位於哀牢山中的元江紅光農場。這時，全國的“反右”鬥爭已經畫上了句號。
紅光農場的艱苦時光
一到農場，褚時健就遇到了原先的老熟人。見到他，這位過去的學校校長很吃驚：“小褚，你怎麼也來了……”
褚時健無語。其實，從頭一年送走那80個“右派”後，他心裏就沒有踏實過，他一直搞不明白，“右派”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紅光農場是專門接收省級機關和各地區機關“右派分子”及“下放幹部”的勞改農場，第一批“右派”就是它的建造者。這樣的農場當時在全國各地都有，比如後來成為“雲南紅”紅酒基地的彌勒紅星農場。這些農場有一個共同特點：名字光鮮，但條件都異常艱苦。元江屬千熱河穀地區，是有名的“火爐”，氣溫常年在40攝氏度上下。因此，紅光農場可以算是當時雲南最艱苦的勞改農場之一。
褚時健被分配到了紅橋一隊，住在一個四麵透光的工棚裏。報到沒幾天，褚時健就病倒了。他得了種怪病，全身癱軟，手腳無力，坐不起來也站不住，隻能在床上躺著。誰知這一躺，七八天都不能起床。別人都忙著出工，他初來乍到，躺在床上沒人管。鼻血不斷淌，他連擦的力氣都沒有，就由它淌，淌到嘴裏，滿了就咽下去。
昏迷中，褚時健感到死神的臨近。他沒有想到，自己剛到農場，就要在這破屋裏死去，心中不甘，可又無能為力。
命運偏偏製造了這樣的巧合。當年，在甄別反革命的時候，被褚時健“解救”的一個原定為“美蔣特務”的醫生羅載興，已經先他一步到了紅光農場，就在場部當醫生。那天正巧羅載興到一隊來巡診，聽傣族農民說有一個新來的“右派”快死了，趕忙到工棚裏看看。就是這一看，救了褚時健。羅載興一看就明白，褚時健得了嚴重的瘧疾。他用自己保存多年的奎寧治好了褚時健，報答了當年的“救命之恩”。
其實，褚時健到農場後不久，農場就得到了玉溪地委的通知，褚時健屬於錯劃的“右派”，可以當犯錯誤的下放幹部看待。但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會去糾正這樣的“錯誤”。農場從未對褚時健提起過這個通知，也沒有因為這個通知對他網開一麵。褚時健是在二十年後，才知道了當初的一紙通知。因此，他這個最後的“右派”，才有了哀牢山中的二十年歲月。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和褚時健的遭遇相比，馬靜芬一點兒也不輕鬆。
褚時健走後，馬靜芬所在單位的領導找她談話：“你身體不好，先回昆明去休養一段時間吧。”馬靜芬疑惑地問：“那麼以後呢？”
“以後，以後也不用來了。”
馬靜芬怎麼敢休養呢，丈夫去了勞改農場，這個家交給了自己，這份工作就是她和女兒的生活來源。她苦苦要求：“我需要工作，我不養病。”可領導的意思很明確，你現在是“右派”家屬，你沒有提要求的權利了。
馬靜芬回到了昆明。沒有了生活來源，褚時健留下的幾百元錢花不了多長時間。她到處找工作，落腳在了一個街道的編織組。編織組計件拿收入，織一支毛線有3毛錢手工費。一個人一天最多織三支線，交了管理費，每天能掙幾毛錢，滿打滿算，一個月有八九元收入。褚時健在農場，每月有22.8元的生活費，扣除7元夥食費，留三四元零花，剩下的全部寄給她。馬靜芬就用這點兒錢安排女兒、母親和自己的生活。後來，她好不容易托人找到了一份像樣點兒的工作，在毛巾廠當收發。可沒幹多久，她就發現有人投來了異樣的目光。一個年輕的女人，帶著一個三歲的孩子，還有一預“右派”家屬的“帽子”，她感到心裏異常沉重。
“找他去，既然是他的妻子，就和他一起麵對，不管怎樣，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她寫信給褚時健，要帶著孩子到元江，和他一起生活。
褚時健在離隊部三四裏外的半山上種地、烤酒、榨糖，借住在傣族農民的土屋裏。他無法想象，妻子在這樣的地方怎麼生活。他勸馬靜芬不要來，理由很簡單：“條件太差了，天氣又熱，你過不慣。”馬靜芬回答：“不管有多苦，一家人能在一起，我願意。而且那裏都是‘右派’，好歹沒人歧視。”
1960年，馬靜芬帶著女兒投奔褚時健來了。她怎麼也沒想到，褚時健還沒有資格和家屬同住。他隻能搬著鋪蓋卷回到山下的工棚，把馬靜芬和女兒留在了半山。農場不養閑人，馬靜芬既然來到農場，就是農場的員工，農場每月給她12元工資，要她喂養四十多頭豬。當豬倌，這是馬靜芬這個在他人眼中是纖弱敏感的資產階級小姐從來沒有想過的。
馬靜芬牢牢記住了這樣幾件事：
一天，褚時健到隊裏開會，沒有上山來，她哄著孩子睡覺，相伴的是盞昏黃的油燈。突然，一樣東西“啪”地打在蚊帳上。撥開帳子，她看見一條鋤把兒粗的花蛇，盤棲在屋頂木檁上。她嚇個半死，心頭打戰，欲逃無路，怔怔地緊抱孩子坐在床上，直等到丈夫天亮回來。誰知道他回來一聽，說：“不怕，等它吃老鼠，明天再說。”
又有一次，褚時健進山砍竹子，一走一個星期。正值雨季，天漏了一般淅淅瀝瀝地雨下個不停。破屋不耐連天雨，地上到處流淌著小河，屋裏屋外一樣濕。下山打飯要走一大段山路，抱著孩子寸步難行。馬靜芬讓女兒待在家裏等，可孩子害怕，死死抱著媽媽的腿。她一巴掌甩過去，女兒的鼻子裏流出的是血，母親心頭流出的是痛。
半夜，要到碾坊關閘停水。他不在，這就成了她的事。夜黑黑的，山風帶著嘯音纏繞林中。馬靜芬硬著頭皮提著馬燈摸到碾坊關閘，每次都嚇出一身冷汗。
大饑荒：怎麼活下去
馬靜芬記憶深刻的這幾件事，褚時健早就沒有印象了。他腦子裏最重要的事情，是怎麼活下去。當時，餓死人已經不是稀罕事兒了。中國由“大躍進”轉到了大饑荒，史稱“三年自然災害”，全國多地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得水腫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褚時俊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紅光農場也不能幸免，1960年，全場職工吃了半年稀飯，很多人得了水腫，大人孩子都處在饑餓狀態。
“妻子孩子都來了，我不能讓她們餓死。”褚時健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他細細盤算，自己一個月工資22.8元，妻子12元，兩個人是34.8元，三個人吃飯，每人每月8元的夥食費，總共24元，還剩下10.8元，要包括其他一切花銷，生活起來很緊張。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他覺得自己比別人還是幸運些。他知道，妻子執意從昆明跑過來當山民，是怕他一個人挺不過去。既然來了，他就有責任讓妻子孩子過得好點兒。
褚時健的屋子在半山坡，沿小路下山，百米開外就是紅河，每天出工都要經過。望著滔滔江水，褚時健常常想起故鄉的那條江。
一天，褚時健翻騰自己帶下來的破木箱，不知怎的，從一堆破爛中翻出了十多個釣鉤，這是當年在玉溪釣魚時留下的。他如獲至寶，連聲說：“天無絕人之路，有這個我就不發愁了。”
有鉤沒有線，他把線衣拆了一件，兩口子一起扭線。天黑後，褚時健到江邊去下釣鉤，第二天天剛亮，他就跑去看看戰果，好家夥，鉤住了四五條長長的魚。褚時健對妻子說：“這個買賣好整嘛！拿得來魚，我們就有了一條出路。”
此後，他差不多天天去釣魚。晚上下鉤，天不亮就取回魚養在小水溝裏，傍晚煮魚湯喝。他說：“那個時候，人要千很重的活計，隻有稀飯充饑，那麼多人得水腫病，我們家一個都沒有得，想想真要感謝魚呢。”
農場的“右派”和勞改犯不一樣，工作範圍劃定了，節假曰可以到縣城裏去走走，買東西，趕集。
褚映群這孩子在苦難中長大，懂事，從不對父母提什麼要求，隻有元江城裏那兩毛錢一杯的甜水，是她進城一趟唯一想著的東西。褚時健的預算裏，每次都留兩毛，這也是他唯一能給女兒的。
有一次到縣城，碰上賣三塊五一斤的高級糖。所謂高級糖，就是有糖紙包著的奶糖。這在當時的小縣城裏是個稀罕物，買糖的隊伍排了很長。映群再也走不動了，眼睛直直地看著那些糖塊。
褚時健告訴女兒：“那個糖有什麼好，粘在牙齒上揪都揪不斷。”
可映群就是不肯走。兩口子商量了半天，一咬牙排上了隊。就在隊伍裏，兩人還在猶豫，褚時健對妻子說：“這要喝兩毛一次的甜水可以喝多少次呀。”馬靜芬看看女兒那渴望的眼神，不忍從隊伍裏出來。最後，兩口子下了狠心，給女兒買了一次糖，這是褚映群那些年得到的“最高級的禮物”。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動力
在勞改農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幹活兒。當時農場的一千多名“右派”，都幻想能用自己的勞動，換取早日“摘帽”的資格，褚時健也不例外。正是抱著這樣的幻想，他一個人幹幾樣工作，頂好幾個勞力。
1960年，元江碰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從上遊林區衝下來的泥沙中，裹挾著許多原木。這些木頭最長的有十多米，直徑大約三四十厘米。褚時健領著他的組員來到江邊，他打算下水撈木頭。這時的元江水麵比平時寬了十多米，湍急的水流打著漩兒，濺起的波浪都是紅色的，水聲大得說話都聽不見。遠遠看去，峽穀裏的江流就像一條翻騰的紅龍。大家夥兒都被暴怒的江流驚呆了。在這種江水裏撈木頭，這想法實在太瘋狂了。
可褚時健太想要這些木頭了，副業組烤酒、榨糖、搭工棚都需要木材。他深信自己的水性，他讓別人在江邊接應，自己一人下到江裏。從上午九、十點鍾一商到下午，連午飯都沒有吃，褚時健拖出了十多根原木，累得頭暈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