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空間的生存方式：“三合一”的誕生
試驗的成功給褚時健吃了定心丸，但他並沒有過於興奮，因為那時，哪怕這麼一個小小的試驗也是越界之舉。按當時《煙草專賣法》的規定，這種新的合作形式隨時可能被叫停，並追究當事人的責任。作為分管煙葉種植和收購的煙草公司，已經表露出不樂意褚時健這麼做的態度。他們的說法是：褚時健的桶伸到煙草公司的井裏來打水了。
試驗田種植的2400多畝烤煙不過玉溪卷煙廠全部原料需求的一個零頭兒，幾乎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原料問題，至少玉溪地區大部分煙農的烤煙都得按試驗田的方式來種植，但這就一定繞不開體製的壁壘。
而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
煙草公司可以不幹預玉溪卷煙廠支持煙農種植優質烤煙，最大的問題在於即使玉溪卷煙廠把優質的烤煙種出來，煙草公司也能夠進行調撥，輕而易舉地就能把這些優質烤煙調往別處，供其他省的煙廠生產，或者上麵一條指令下來，所有一切就付之東流。
這是一個涉及體製的問題。
看起來是再簡單不過的事情，做起來卻是如此困難。但褚時健是一個善於在壁壘中尋找出路的人，常常在邊緣迂回，最終找到金光大道。這是極少數人才能做到的，而褚時健就是其中之一。如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他領導的戛灑糖廠為避免饑荒養了很多豬和雞，在別人看來這是“資本主義尾巴”，可是他巧妙地找到了解釋，並引用毛主席說的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來佐證。在這樣的邊緣空間，他也善於生存，也許，這裏恰恰是他們這類特別的人的生存地帶。
他仔細分析了中國的《煙草專賣法》，認為核心在“專賣”二字，隻要不打破專賣，不違反專賣的政策，應該能夠找到空間。他突然想到搭建一種新的煙草體製——“三合一”體製的可能。把煙草公司、卷煙廠、煙草專賣局合起來：三塊牌子、一套人馬、一個領導。這樣，不僅能夠解決煙葉種植、香煙生產和銷售問題，而且能夠保證政府的專賣。
神來之筆！一個天才般的構想。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不是體製，而是利益，這可能是一個更困難的問題。盡管“三合一”體製是有利於煙草事業發展的，但是，煙草公司和煙草專賣局怎麼會同意讓煙廠來吃掉他們呢？
在和煙草部門反複協商無果之後，他能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尋求雲南省政府的支持。每次尋求政府的政策支持時，他持有的王牌都是那一招：稅利引誘。
其實，早在試驗種出優質煙葉的同時，玉溪卷煙廠就給雲南省政府打了報告，建議在雲南省實施“三合一”體製解決煙葉原料問題，但並未得到反饋。
那輛豐田皮卡又拉著褚時健在玉溪和昆明之間來回奔跑，他不會放棄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
有兩個人是可以依賴的，一個是他的玉溪華寧老鄉、老同事普朝柱，此時普已經是雲南省委書記，他們非常了解對方。另一個當然是分管煙草的副省長朱奎，他小褚時健兩歲。在褚時健眼中，朱奎是一位雲南少有的思路清晰、視野開闊、雷厲風行的領導人。
在經過數輪溝通後，三人在發展煙草基地和“三合一”問題上，想法漸趨一致，他們二人支持褚時健進行大膽變革。
朱奎給褚時健安排了一次向省領導彙報的機會，並希望通過省長辦公會來解決問題。
在彙報中，褚時健采取了迂回的方法，描繪了玉溪卷煙廠近年來的稅利和可預見的美好前景，然後話題一轉，轉到製約其發展的重要因素——原料上來。他說，如果按傳統的方法種煙，無論如何也生產不出好煙葉，也就實現不了可期待的稅利增長。而要種出好煙葉，一是要按照新方法；二是煙廠必須扶持農民，因為以農民的經濟實力，他們做不到按照國際優質煙葉的種植方法來種植烤煙，因此需要有體製的保障，確保這些烤煙歸煙廠所用，誰投資誰受益。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要讓玉溪卷煙廠的稅利快速增長，增長的最大受益人就是雲南省政府。要完成這一係列變革，唯有建設一種新的體製——“三合一”。
雲南省的領導都明白了褚時健的意思，也非常認同他的發展思路，但是事關國家體製的改變，他們很難決策。
還是朱奎腦子活，為了避免決策帶來過大風險，他想了一個辦法：不發文件，而是以會議紀要的形式來肯定“三合一”體製，而且把範圍限定在玉溪地區內，其他地方都不動。這樣，當遇到上麵的阻力時，就有了一個可以轉圜的空間。
朱奎和褚時健果然是同一路人。很多年以後，褚時健提起朱奎來還是讚不絕口，惺惺相惜。
後來很多媒體報道說，雲南省政府批準同意“三合一”。事實並非如此，當時隻是以一種模棱兩可的“會議紀要”的形式通過的。
而困難還沒有結束。雖然有了這個會議紀要，但雲南省煙草公司一直不願意表態支持。省級煙草公司受雙重領導，除雲南省政府外，國家煙草公司和專賣局也是其非常重要的領導單位，他們甚至可以推翻雲南省政府的決定。作為雲南省級煙草公司，他們擔心萬一有一天煙廠會把他們也吃了。
褚時健說：“如果他們不同意，我們還不敢大麵積地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