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車間”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褚時健的經營思路和風格，尤其是他的應然性思維模式。“應然性”和“約束性”之間的鴻溝，他又一次信步越過了。
“第一車間”的全國性影響力
讓農民也分一杯羹
“第一車間”風靡中國
達到世界級烤煙的水準
跨越最後的鴻溝
“第一車間”的全國性影響力
褚時健不斷擴大“第一車間”的規模，1987年擴大到60萬畝，覆蓋了玉溪地區絕大部分煙區，而當玉溪鄰近的縣市看到“第一車間”給農業帶來的好處時，它們紛紛要求加入“第一車間”。20世紀90年代初，“第一車間”終於越出了玉溪地區的界限，向紅河和曲靖延伸。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第一車間”的總麵積接近130萬畝，最高時能為玉溪卷煙廠提供將近400萬擔優質烤煙，質量也一年比一年好。1988年，“第一車間”中上等煙葉的比例達到85%左右，上等煙葉的比例接近40%，這已經完全達到了美國煙葉的水平，質量超過了巴西和津巴布韋的煙葉質量。
玉溪卷煙廠從這400萬擔優質煙葉中再挑出200萬擔，它的品質就無可挑剔了。有了這些優質的原料做後盾，無論是從哪個角度看，玉溪卷煙廠都把國內同行遠遠甩在了後麵。但這些優質的原料還不能派上用場，由於褚時健要求全發酵，這些煙葉需要存放至少兩年的時間才能投入使用。憑借內部管理的改進和設備更新帶來的品質增長，玉溪卷煙廠出品的香煙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的局麵，稅利連年處於複合式猛增態勢。1985年，生產香煙63.77萬箱，稅利達4.0782億元，同比增長36.17%。1987年，生產達到92.3萬箱，稅利在1986年增長25%的基礎上再猛增49.6%，達到了7.6266億元。
不過，麻煩並未就此結束，國家煙草專賣局在發現玉溪地區的烤煙並未上交而是直接給了玉溪卷煙廠時，他們來興師問罪了。褚時健以那份“會議紀要”作為擋箭牌，坦誠地講了他發展“第一車間”的理由。這些前來“問罪”的官員似乎覺得也有道理，在雲南省政府的協調下，國家煙草專賣局默許了“第一車間”的存在。但除“第一車間”之外，雲南煙葉每年仍有大規模的外調。
褚時健後來傾向於認為，他之所以能逃過這一劫，主要是因為那時中國經濟剛開始起飛，當時的風氣是，隻要企業提的意見合理，地方政府同意了，中央的備部門就不會老來阻礙它。
煙田“第一車間”的成功，使玉溪卷煙廠的騰飛變得近在眼前。“三合一”後來產生了很強的衝擊波，在風行一時的“紅塔山”“紅梅”等的衝擊下，各地紛紛效仿，煙草專賣剛剛確立起來的產、供、銷體係，在地市一級紛紛分崩離析。“第一車間”可以視為褚時健對中國煙草行業最大的影響之一。
讓農民也分一杯羹
1985年，玉溪卷煙廠為試驗優質煙葉的種植投入了50萬元，在1986年大麵積種植展開後，他們投資281萬元，到1987年增加到1280萬元。到90年代，隨著玉溪卷煙廠實力的增長，給予農民的補貼每年猛增至上億元，甚至在90年代中期一年就超過10億元。
最早的這些補貼，主要是用來給農民修水利、修公路、購買化肥和薄膜。這些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雲南的雨季一般S月份才到來，而為了鼓勵農民早些種煙，拉長煙葉的生長期，就要為他們修建引水工程。雲南山地多，平地少，為了避免種煙與種糧爭良田，煙葉就要種在山地上，而很多山區道路不通，烤煙需要的煤炭等燃料運輸困難，就需要給他們修公路。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起碼褚時健是這麼認為的。他希望能真正提高農民的收入，認為應該讓這些農民也來分卷煙廠效益的一杯羹，當然，這本身有利於提高玉溪卷煙廠的競爭力。因而，借著“第一車間”的成功和玉溪卷煙廠的強大，他們對農民的資金投入增加得越來越多，從最初1986年的281萬元，到1989年的4164萬元，再到1992年的36億元，1994年達到6億元，而1995年則突破了10億元。到褚時健離開時，總投資已經達到40多億元。
這是一筆難以想象的投入。
褚時健的方法是在改善煙農的生產條件的同時，大幅提高優質煙葉的價格。之前，國家已經為煙葉的等級定了價，不許任何煙廠改變它。但褚時健想辦法繞開了它，他采取價外補助的方法：對農民種出的優質煙葉，先按國家收購的價格支付給農民，煙葉收購結束之後，在春節前夕，再按煙農賣煙的合同給煙農兌現額外的補貼。事實上，煙農就有了兩次收入。並且，上等煙葉生產得越多，得到的補償也越多，有時候他們得到的補貼甚至超過國家定的收購價格。這些補貼不僅有貨幣，還有化肥、薄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