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搖頭道：“老百姓可不會這樣想。”
他又是大笑，“這是當然。每個人站的角度不同，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也就不一樣了。中國太大了，很多問題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楚的。不過作為當政者，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轄區的利益，人在其位就隻謀其政，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不過有一點是必須的，那就是必須符合整個國家政體的大致方針，俗話說，殺豬殺屁股，各有各的辦法，隻要能夠吃到豬肉就行。”
我頓時也笑了起來，“這與白貓、黑貓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笑道：“是這樣的。”
我擔憂地道：“這樣下去的話會不會出現整個國家道德水平大滑坡的情況？畢竟隻看結果不管過程可能會造成人們的不擇手段啊？”
他說道：“道德水平下降是必然的，這得看國家如何去引導國民了。不過我相信一點，那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經過陣痛的話是不可能完成其複興的過程的。即使是像美國那樣的世界第一強國，它不也是在經過二戰巨大的犧牲後換來的嗎？陣痛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控製陣痛的時間和程度。痛死了就麻煩了。”
我禁不住大笑了起來，“那藥怎麼樣才可以控製住啊？”
他也笑，“第一，國家必須穩定。第二，國家領導人必須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第三，要有充分的預案。第四，要有與世界強國爭雄的野心。如果一個國家到了最危險的關頭，那時候就應該將國家麵臨的巨大風險轉移到他國去。”
我瞠目結舌地看著他，因為我覺得他這樣的思維真的是太過匪夷所思了。
他看著我，“也許是我的思想太激進了，不過一個國家就必須這樣。其實我們應該好好學習日本，因為日本人是我們這個世界最具有憂患意識的國家。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國家才可以從二戰的慘敗中迅速地站立起來。”
我深以為然，“是這樣。您可以具體講講嗎？”
他點頭，隨即說道：“日本憂患意識的渲染、灌輸由來已久。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經常向國民提出日本存在的危機，諸如資源匱乏論、生存危機論、經濟危機論等，以激勵國民奮發圖強不甘落後的憂患意識。日本的憂患意識中存在過度抑鬱、壓抑及排外情結，某些程度上，有讓日本社會向畸形發展的趨勢。這當然是不可取的。但日本在經濟發展高歌猛進時卻幾乎見不到對自身成績的吹噓和標榜，反而是愈加冷靜、謹慎的自省與憂患。這無疑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這也是日本經濟在曆經日元升值、泡沫破滅後仍能保持自身優勢的原因之一。？近年來，日本政壇風雲變幻，懸念迭起，但不管任何一屆首相和內閣，在對待經濟問題上，都無一例外保持著謹慎的原則做事。即使是在遭遇到巨大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日本的那些大型企業，如豐田，佳能等，他們是寧可裁員也要留住企業的備用資金，以備將來企業複蘇時東山再起。日本在危機情況下是報憂不報喜，如果要是在我們國家的話，那肯定就是報喜不報憂了。日本新聞媒體上總是傳遞消極的信息，人想不緊張都難。他們在媒體的報道中經常是自謙到近乎自貶的地步，不斷提醒著久經風雨的日本金融界。如此的低調，常使人忽略這其實是一個每年人均GDP四萬美元的國度。日本的憂患意識大致可分為二種。第一種是來自生存環境的憂患意識。即通常所說的國土狹小、環境惡劣、資源匱乏、災害橫行等。這種憂患意識在日本無所不在。例如，日本總是舉國炒作能源緊張的話題，炎熱的夏季，為了不消耗大量電能，有的地方幹脆將空調降溫的按鍵用膠紙貼住，不讓人動。其實日本幾乎從來不停電，用電也無限製。還有日本是多地震國家，但損害性地震的發生概率並不大。即使如此，你在日本的電視上每天都會看到關於二到三級地震的報道。日本這種憂患意識不僅是客觀國情的加工型反映，而且是日本人認識、約束自我的思維方式的展現，是日本國民意識及價值觀的基石。日本許多為人敬重的優點及令人厭惡的缺點都是以此為基礎的。第二種是來自社會壓力的憂患意識。例如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日前公布的日本將來人口推測報告顯示，到二零五五年，日本人口將減少至不到九千萬人，其中老齡人口將達到百分之四十，是目前的兩倍。對於倚重人力優勢的日本，這種壓力的沉重與深刻是可想而知的。再如周邊各國對日本所構成的外在壓力：朝鮮的敵意、韓國的反日，中國的崛起等都使日本難以安眠。處於這樣壓力下的日本人，與雖不夠發達，但國際地位一直穩步上升的中國人相比，憂患意識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