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沒有情緒在北大的校園裏麵轉悠了，於是即刻地坐車回到了酒店。
在車上的時候我問冷主任：“冷主任，您覺得項校長那裏的把握性大不大？”
他說：“難說啊。不過我也很理解他，畢竟他不是一把手啊。這件事情我們得等。不過我是知道他這個人的，他一定會把我們的這件事情彙報上去的。小馮，你今天的那幾句話說得不錯，他是地質學家，你可搔到了他心裏的那處癢癢了。還有我給他的那個暗示，他肯定會慎重考慮的。”
我心裏想道：人家是科學家，又是北大的副校長，他真的很看重這些嗎？按道理說他是不應該缺乏科研經費的啊？不過我不好問出這樣的問題來，因為我也相信冷主任才是最了解那位項校長的人。
老主任卻說道：“我覺得你那樣的暗示對他不會有多大的作用，人家是副校長，又是院士，他會缺乏科研經費？”
冷主任大笑道：“國家的可研經費是需要審計的，我們讚助的需要嗎？很簡單的道理嘛。”
我頓時恍然大悟：冷主任的意思很清楚了，讚助的就等同於他私人的了。
我是申請並使用過可研經費的，而且對其中的狀況及潛規則早就心知肚明了。別說是讚助的經費，就是國家劃撥的科研經費被肆意侵占揮霍的情況，在科研圈內也早已不是什麼秘密。
其實大家都在這麼做，你不做，就顯得另類了，再者上邊的領導也並不會因此而相信你。這是一種可笑的現實。
科研經費的使用，諸如擴大開支範圍、擅自調整預算、突擊購買設備等屢見不鮮。中國科協一項調查顯示，科研資金用於項目本身僅占4百分之四十左右，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
早幾年，中國科技投入不足，是製約科技創新的一大瓶頸。如今錢到位了，但是有限的錢卻沒有花在刀刃上，成了部分科研人員的“圈錢”法寶。
現在的可研經費可以去買科研設備、去做事情，但是不能給個人。由於科研人員的收入和獲得經費不成比例，再加上有些科研單位的績效工資都是從經費裏開，所以大家都動這個腦筋。
節節攀升的物價和工資不成正比，所以大家也就一根筋地想著法兒搞項目，搞科研。因為錢到手後，怎麼花是自己說了算。此外，在科研領域裏，中國目前還沒有一部關於科研項目立項、審批、經費使用、監管責任的係統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導致科研項目管理的混亂。而科研項目管理又呈現出“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局麵，各經費來源單位對自己主管的科研項目都製定辦法，各高等院校、科研所也製定管理製度，管理製度的不統一造成不同科研單位管理規定不協調和衝突，造成了客觀上縱容了科研腐敗問題的發生。
另外，一些有身份和名望的老師也會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到處跑項目、攬課題。跑到項目後，再找一些老師共同研發，按需支付部分勞務費後，剩餘的全部落入個人小金庫。而那些跟著導師做科研課題的博士生，也能從科研經費裏拿到一些酬勞。
在科研圈內有一種項目老板，這些人就是專門跑項目，然後再與別人吃回扣。一般項目老板和駐京辦關係密切，因為要靠駐京辦打頭陣，與部裏牽線搭橋。每年三到五月是高峰期，一直到六月立項前，駐京辦是項目老板的首攻陣地，等項目和經費下來了，駐京辦就逐漸冷清了。
中國教育撥款分散掌握在國家教育#部、財政部、發改委、科技部等部門，而撥款的主要方式是項目製，即申報項目，審批通過立項後撥款。然而這種撥款製度，要求高校必須長期建立與掌握財權的部門的良好關係。
項目到手後，怎麼花是關鍵，而且還得花得沒有痕跡。這其中有幾種慣用方式：首先是吃回扣，隻需五百萬萬價格的儀器設備，以八百萬萬或者一千萬的價格購買，多餘的錢已輾轉進入個人卡號；其次，以科研需要的名義購置汽車房產，項目結束後就據為己有；再次，自己成立公司，拿科研經費作股份；或者，就是以考察的名義出國或到各地旅遊消費。
不過，出國考察並不便利，因為出境考察時要受到諸多審查，但這也阻礙不了他們巧立名目地花錢。例如，社會科學領域引進課題製後，設備儀器的費用，在預算中是小部分支出，交通費、差旅費、資料費和餐費等項開支，才是主要開支，常用的借口就是大量的社會調查和學術交流；在人文學科領域，查閱文本文獻是主要研究形式，重要資料都有圖書館藏，自行購置說不通。為使經費達到一定規模，便將電腦、攝像機、掃描儀等反複填報，而一旦立項，經費包幹，這些費用便可以被其他開支替代。所以，考察、學術交流是科研圈最慣用的伎倆，且專門挑沒有去過的地方考察。在國外隨便找個學會以考察名義或學術交流方式發個邀請函，這太簡單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