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關心的是這個人統治期間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實際利益，而並不關心統治自己的政權的性質和歸屬。幾千年來的改朝換代，政權更迭的政治漩渦中，數以億計的中國百姓永遠隻是少數野心家棋局中的一枚枚可用可放棄棋子。鳴金收兵之時，就是刀槍入庫之日。
老百姓對於革命所做的貢獻永遠隻是浩渺曆史長河中的滄海一粟。共6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之後，相繼發動了多次群眾運動，最大型的就是文化大革6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個人認為這些群眾運動的初衷應該是想挑戰幾千年來的中國的人治文化，希望把新中國的政權真正交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手裏，而不是少數的政治家和權貴資產階級手裏。隻是人治文化的土壤讓這種嚐試變成了另一種人治的劫難。
不成熟的政治機製和成熟的文化觀念相碰撞，最終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人治悲劇。政治運動的失敗，讓人們把眼光轉向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經濟戰略。依然是因為人治文化的延伸，人們馬上從權利的被奴馭者，變成了金錢和物質的奴隸。這種轉變是更為致命的。因為人們心甘情願成為金錢的奴隸。當金錢可以擺平一切，人們對於金錢的追逐和崇拜日趨瘋狂。決策者們看到了這種瘋狂背後的隱憂，他們開始用權利的杠杆來平衡金錢的獨大和拜金主義的泛難，中國再次跌入了人治文化的圈套，在圈套之中左奔右突，不得要領......”
說到這裏，我忽然覺得有些詫異，“咦，你怎麼問我這樣一個問題？”
她笑道：“我正在讀黨校的研究生，馬上要畢業了，準備寫一篇論文，就是關於依法治國方麵的。馮主任，你剛才的論述確實很有道理，但是我的論文裏麵不敢用。”
我苦笑道：“這隻不過是我們私下交談的內容，這樣的東西當然不可以寫進你的論文裏麵去了。說得不好聽的話，我這樣的話還有些反動。也是因為你我不是外人，所以我才沒有什麼忌諱。”
其實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進一步拉近我們之間的關係。
她說：“謝謝。馮主任，你剛才的那些話對我還是很有啟發的。那你再談談你對依法治國的看法吧。不要那種官麵上的東西，就是你個人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我看著她笑，“真的有用嗎？”
她說：“至少可以開拓一下我的思路。畢竟我是何省長的秘書，如果寫出來的論文沒有什麼內涵的話，那就太丟人了。你的思路不錯，我可以借鑒。”
我想了想後說道：“其實，我認為我們如今即使依法去治國也不行。”
她詫異地問道：“為什麼？”
我說：“其實我們也能經常看到，有人還是要想通過依法治國而整頓、解決所有的混亂問題，比如說這個是法製不健全，說那個是法治不到位等等。
可惜的是就是有這麼多人一致呼籲要搞的什麼依法治國，依法治什麼什麼的等等，結果今天法不能法，法不能解決問題的事情，卻還是遍地都是。那麼為什麼法不能法，法不能解決問題呢？
原因就在就一個國家的內部問題和事務來講，其實有時越講法，越容易使問題複雜化。一個家庭，一個企業，一個鄰裏，一個部門，如果處處都依法行事，依法解決問題，那有時不僅解決不好，還容易具體鬧出許多是非來。就好像怎麼解決都不公平，怎麼解決都不公正。
我們靠法解決社會問題，最大的弊端之一就在一些人打著法律的名義，實際幹不出多少有益於人民的事。具體的像今天的治國，法律能治得了國嗎？
甚至連給人們能實事求是的解決問題的可能都一點沒有。為什麼呢？因為法律的權柄無法更多的掌握在更多人的手中。法官的權柄也隻有法官才能擁有，再多任何一個人，可能都不具備。
而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在任何一種社會製度之下，靠法律解決問題，那其實都是在最終，在最迫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有可能，才有可能需要。而並非是今天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們，每天全都必須事事躬親必備的要去與法律打什麼交道。具體的說就是法律能解決的，它也不一定就去給你解決，因為解決不過來。而法律解決不了的，那就再指望法律去解決，也一點不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