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道：“那您覺得在現有的體製下如何才可以用對人呢？”
他歎息著說道：“很簡單，用人的人要有曆史責任感，要講良心。用自己的人可以，用花錢買官的人也行，但是必須用能人。”
我不禁苦笑，“您這觀點倒是挺新穎的。不過您說的好像也對，畢竟在現有的體製下似乎好像隻能是這樣了，而且能夠做到這樣就已經很不錯了。”
他說：“其實花錢買官自古有之。中國曆史上，捐官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據司馬遷《史記》上的記載：秦始皇四年，‘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這大概是最早關於捐官的文字記載了。由於當時國家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出現了缺糧，統治者通過納粟拜爵，來解決糧食危機。
到西漢時，捐官形成了製度，赫赫有名的政論家晁錯的代表作《論貴粟疏》，就可看作是一篇係統闡述捐官製度的著名文章。文帝時由於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商業也發展起來，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商人。
商人們囤積貨物居奇，操縱物價，放高利貸；而農民則賣田宅，賣子孫，用以償還債務。晁錯認為要改變這一現狀需要改變現行政策，製定新的政策，那就是貴粟政策，其實質就是納粟拜爵。他說：‘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實踐證明，納粟拜爵政策一實行，立即取得明顯成效。商人競賣爵位，國家的儲糧大增，農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同樣一種製度，處於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人手中發揮的作用以及出現的效果也千差萬別。漢文帝采納晁錯的主張，這項政策的實行及其有益的效果，對西漢以後的賦役政策，對匈奴的政策，都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而被諸葛亮作為反麵典型告誡劉禪的靈帝也大力推行捐官製度，但他卻主要是為了建立個人的小金庫。
光和元年他二十三歲的時候，就開始在西園掛牌出賣官職，為此史書寫道：靈帝即位前為侯王時，常常苦於缺少錢財，當了皇帝後，經常為桓帝不能添置家業而遺憾，因此通過賣官來積聚私房錢。
其實捐官製度幾乎曆代都有，風氣最盛、規模最大的還數清代。清朝通過捐納可以買到的官極為廣泛。京官可買到郎中，地方官可買到高於知府的道員。對買官的人無任何限製，地主、商賈且不必說，連流氓、盜賊等也無一例外。
按照捐納製度，士民不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虛銜及穿官服的待遇。這樣，富人花錢賣官，小官用錢賣來大官，結果這些大大小小的官一旦獲得實缺，就會更加變本加厲蠶食廣大的勞苦人民。《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諷刺小說對清朝捐官製度給社會造成的災難有淋漓盡致的揭露。
曆史證明，這個朝代的捐官製度極度黑暗，處處透著頹敗、腐朽的氣息。由此可以看出，捐官製度在曆史上曾經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可是，無論它的作用多麼大，它都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政治家不得已而為之的應急策略，就其本質而言，它紐結著金錢與權力，是權錢交易的外在表現形式。它與倡導公平、正義的現代社會政治文明理念格格不入。
其實封建社會的思想家對起到過積極作用的捐官也並沒有給予充分肯定。如清代王夫之對晁錯的納粟拜爵主張采取一種模糊的態度，他說：入粟而拜爵免罪，晁錯之計，亦未失也。很明顯，王夫之並不完全認同。至於捐官製度對社會造成的危害，真實罄竹難書，即使黃口小兒也了熟於心的。
可是，這樣一種腐朽製度的影響在現代社會並沒有絕跡，相反，它常常以各種形式悄然出現在我們麵前：第一類遵循官場潛規則，采用行賄的方式換取官位應該是比較文明的升官之道；
第二類拙劣一點，即利用自己掌握的人事大權，公開叫買叫賣；還有一種是以政府文件形式出現的優惠政策，比如我最近看到一條消息：投資一千萬元以上，年納稅八十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法人代表，發給相當於副縣級四檔基本工資。這是某省某縣出台的招商引資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條。
前兩類都屬於個體之間錢與權的交易，是暗箱操作、見不得人的勾當；第三類則打著政府旗號，連帶著政策支持，是光明正大的利民行為，然而，它的欺騙性和危險性正在於此。縱使‘招商引資，發展經濟’這樣偉大的口號也難遮捐官的真實麵目，因為它裏麵充滿了銅臭的味道。馮笑，其實如今的社會就是這個樣子，你應該比我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