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曾考慮建都北平的問題。《長安客話》載：“皇祖既克元都，置北平布政司，親策問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製胡虜，比南京何如？’翰林修撰鮑頻謂：‘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及是百年，地氣已盡，南京興王之地，不必改圖。’遂都南京。”鮑頻所謂北平“地氣已盡”，顯然沒有什麼道理，但江淮為朱元璋軍事力量之集中地區，確實是明初定都南京的主要原因。然而，隨著北方軍事活動的不斷加強，北平越來越顯示出它對於全國的重要地位，所以一直到朱元璋晚年仍在考慮遷都北京的問題。他說：“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而且當時太子剛死，太祖心情頹沮，遷都之意遂罷。所以，明成祖遷都北京，隻不過是繼承了朱元璋的遺願。
仔細考察起來，永樂帝遷都北平是有多方麵的原因，既有曆史的原因，又有現實的需要；既有國家的要求，也有朱棣個人的利害；既有社會的動因，亦有客觀自然環境的原因。歸納起來，有以下幾方麵因素：
第一，封建社會後期，全國民族鬥爭、民族融合和軍事形勢的大趨勢，以及明代軍事鬥爭的特殊環境，決定北京成為最理想的政治中心。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曆代建都與民族融合的大趨勢都有關係。漢代定都長安，一則因關中富庶；二則因西北地區匈奴、突厥民族強悍所致。所以，到了唐代，雖然經濟中心仍然在關中，但已開始向江淮轉移，仍以長安為都城，稱西京；而以洛陽為陪都，稱東京。唐代以後，契丹、女真、蒙古相繼崛起，民族鬥爭和民族大融合的重點，明顯地轉移到北方和東北方，特別是以北京及其周圍地區為中心。於是遼代以南京為陪都，金代以燕為中都，元代以燕為大都。從漢族的傳統觀念講，都城定在北京是偏於北方，且遠離經濟中心，而就全國民族大融合的趨勢而言，則是整個中華民族走向最後全麵統一的必然趨勢。北方民族建都燕地，固然與其草原、山林根據地有關。漢族政權，在北方民族不斷崛起的情況下，不考慮控扼廣大的北方地區，也很難保全自己的勢力。所以，永樂遷都，乃是民族鬥爭形勢之必然。後來，永樂帝屢度陰山，掃除蒙古殘餘勢力，而有明一代與蒙古的關係一直比較緊張，這種事實本身證明，遷都的決定是正確的。
第二，與北平“金湯之固”的地理形勝有關。
北平背靠燕山，南瞰中原，左環滄海，右依太行，一向稱為易守難攻之地。北平周圍由西南而東北，有紫荊關、居庸關、古北口、鬆亭關、山海關等要隘，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障京師安全。再從全國地理環境而論，宋代大理學家朱熹曾概括北京形勢說：“冀都天地間好個大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前麵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為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於冀都。”這種大風水觀，即使用現代地理理論分析，亦不無道理。北京南控中原、北製朔漠，出山海關控製東北大平原。在中華大地上，在上古、中古或各為方國，或言華夏，自然以黃河為中樞。而當整個中華民族大彙合、大交融的形勢到來之後，幽燕之地，成為民族融合的樞紐，也形成統帥全國的樞紐，就愈顯示出其巨大的地理優勢。
第三，明代遷都北京有曆史因果關係。
唐代以前，幽燕一向稱為邊塞之地。自五代以來，形勢開始發生變化。遼、金、元三代經營，已使燕京成為一個相當成熟的政治城市，在這裏聚集過大量的文化人才和政治人才。北京自遼以來，在全國的地位不斷遞升，使它取得豐富的政治經驗，這是一個都城所必備的條件。北京最大的缺點，就是距當時的經濟中心太遠，物資比較貧乏。然而，東北地區，自唐代建渤海國開始，又經遼、金、元三代的開發，早已成為富庶的農業區；山後諸州的漁鹽之利，也在很大程度上補充了它的經濟缺陷。特別是著名大運河的修通和海運的大興，使這一地區得到河海漕運之便。所以，曆史的發展，從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都促使北京繼續承擔統領全國的重任。
第四，與朱棣本人的早期活動和“靖難功臣”們的心態和強烈要求有關。
朱棣起自北平，其巨大的影響和軍事實力，自然在北方。建文帝從幼生活在南京，並在南京繼位，有一定勢力。朱棣奪位後，雖然當時仍以南京為都，但對他的奪位之舉，受到南京不少遺臣的非議，也有死黨妄圖卷土重來。與南京比較，北平曾是自己的根據地，有大批的嫡係和得到當地人民的擁護，更利於鞏固其統治地位。另外，朱棣登位後，朝廷重臣自然換上了自己的親信，大多是北平三衛的宿將和靖難功臣。封丘福為淇國公，朱能為成國公，張武等13人為侯，徐祥等11人為伯。這些人多是原北平都司屬下將校，尤以燕山三護衛將校為主。這些文臣宿將，久居燕地，跟隨燕王多次出征蒙古有功，在燕地多有恒產定業，又有妻兒親朋，不願搬到南京，因而當然支持遷都北平。所以，當朱棣提出遷都的意見，很快得到這些人的竭力支持和擁護。他們說北平是“龍興之地”，或說是燕王的發祥之地，都城自然應該回到“龍興之地”。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永樂帝遷都北平，已成必行之事。所以，朱棣登基僅5個月後，便接受禮部尚書李至剛的建議，決定南都北遷。
遷都的準備工作
雖然說北平具備作為都城的種種條件，但明朝在南京建都已30多年，遷都畢竟是一件涉及全國的大事，確非易舉。所以，成祖朱棣在與他的謀臣們正式宣布遷都前，作了各種精心準備。
首先，提高北平的政治地位，作為升為正式首都的前奏。永樂元年初，詔以北平改稱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府為應天府。三月，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於保定。這樣，就改變了北平僅是重要軍鎮的地位和性質，加強了政治功能。
其次，恢複幽燕的經濟，充實北京及其周圍地區的勞動力。自元末以前，北方戰爭頻仍，災害不斷，使這一地區田園荒蕪，人煙稀少，經濟凋敝。明朝建國後，這裏又是進一步掃清蒙古殘餘勢力、進軍大漠的前哨陣地。長期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雖然早在洪武年間，徐達等通過墾荒、屯田，力圖恢複北平經濟，但不久又“靖難”起兵，使該地區重被戰火，所以經濟恢複一直比較緩慢，這種狀況與都城的需要很不相稱。為解決這個問題，朱棣采取的主要辦法是，一移民充實勞動力；二減租賑災，盡量給予北平地區以比較寬鬆的經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