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美堂十分感動，他用廣東話風趣地說：“特賜金鑾殿乘輿。”
所有參加新政協會議的民主人士，都受到過周恩來的恩澤。周恩來真誠自然地做著這些事，除了表達他對民主人士的尊重和信任，也為了影響和帶動黨內幹部貫徹統一戰線，吸引更多的人來共同執掌剛打下的江山。
新內閣讓黨外人士做大官
待方針確定、氣氛造成後，周恩來開始組閣了。
他把“內閣”成員細細過了一遍，銳利的眼睛瞄住傅作義、黃炎培、李書城三個名字。對傅作義的工作安排，毛澤東在西柏坡曾有過許諾。中央決定成立國防委員會，程潛、張治中、龍雲、傅作義都是委員。但毛澤東、周恩來考慮到傅作義將軍對和平解放北平有著特殊貢獻，一定要給他安排一個部長職位。周恩來便提名他當水利部長，並安排當時的北京市委副書記李葆華到水利部當副部長、黨組書記，協助傅作義工作。在醞釀配備水利部班子時，他請傅作義推薦人選，並對李葆華說：“凡是傅作義提的人我們都要用。”
結果，傅作義向周恩來推薦了兩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張含英，曾是國民黨黃河治理委員會負責的技術專家；一位是劉瑤章，曾任國民黨河北省黨部秘書長。不久，張含英被任命為水利部副部長，劉瑤章被任命為水利部辦公廳主任。
而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雖然幾十年活躍於社會舞台，卻一直不願做官，不做官成為他的人生信條之一。他不肯從政，一方麵是對當時的當政者失望；另一方麵也出自於他對高高在上不務實際的官僚的反感，而立誌要一生務實，做實事。他幾次回絕國民黨政府給他的教育總長、省長等官職。
在中南海懷仁堂的宴會上，毛澤東端著酒杯走到他麵前攀談。毛澤東問他：“南京政權有一個時期要你去當教育總長，你為什麼不去？”
毛澤東這個問題問得很實在。黃炎培扼要回答後，回到家裏猶覺意興未盡，躺在床上難以入眠，便起身提筆疾書，給毛澤東寫信：“我是受過孫中山先生初期領導革命時的洗禮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那年，入會誓詞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後來沒有完全實踐……一般國民黨員更是魚龍混雜了。我認為不是光明所在，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不看清真理，決不盲從的……但使我認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9月，黃炎培在全國政協會議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周恩來還要請他再上台階。10月11日，周恩來驅車到黃炎培寓所，向他通報和商議政府組成人選，懇談兩個小時。周說，在由他擔任的政務院總理之下準備設四個副總理，有陳雲、鄧小平、郭沫若，另一名就是黃炎培，同時兼輕工業部部長。
這一安排使黃炎培十分意外，不但要他做官，還要他做大官。他激動得老淚縱橫，但卻並沒有立刻答應。
在1946年春，舊政協協商組織聯合政府，內定要民盟的七個人擔任國府要員，一人任部長，一人擔任不管部的政務委員。大家請黃炎培考慮任職，他卻表態說：“1.須絕對光明磊落，如果真正由民眾選出，我決不推辭；2.有一班支持我的好友，須尊重這班友好的意見，這是我向來的作風；3.如今還有兩個客觀條件的限製：一是年紀漸漸老了；一是我還有各種經手的事情還未了結，需要善始善終地處理好。”實際上，他是婉言推托。
1948年，蘇淵雷教授曾寫信詢問他，為何還抱有不做官的宗旨，他在複信中說：“承齒及弟數度不為官，此事不能不加以剖明。民六、民十、民十一，當時實因職教社初成立，若幹事業甫經展開，弟對職教確信為能解決人類種種問題的最扼要辦法，一迄今猶信。若一行作吏，勢須拋棄半途，實違宿願。其間尤為民十、民十一中華職業學院正陷入最艱苦時期，經濟瀕於絕境，一經拋棄，立即破產，炎將永遠為職業教育罪人，故寧舍彼就此。弟認做官亦是正當職業，如好人不做官，做官者都是壞人，如何得了，故薄官不做，在野鳴高，弟以為不是真理，不可為訓，先生以為如何，率臆候教。”
如今，他所欽佩的周恩來親自上門懇請他做官，他不得不認真考慮了，但他最初的反應還是不做大官。他說，1946年他才68歲，就覺得年紀老了，做不動官了。如今已72歲了，還能做官嗎？
周恩來說：“這不同於舊社會的做官，現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民服務。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由各黨派一起千斟萬酌製定共同綱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劇本。我們自己編了劇本，自己怎麼能不上台唱呢？”
第二天一早，黃炎培請了幾位好友來長談。大家深明大義，一致建議他接受此項任命。周恩來也不斷催促，並再次親自上府，黃炎培終於痛快地答應了。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時，黃炎培即興賦詩，詩中說：“紅場三十萬眾，赤旗象征赤心，赤心保衛祖國，赤心愛護人民。”10月19日下午，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上，通過了政務院副總理和各部部長的任命。21日舉行了就職典禮。
11月1日，黃炎培在輕工業部開始辦公，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自民國三年（1914年）2月辭官以來，35年，不衰老而複為此，但我不認為是做官。”
周恩來親自提名辛亥老宿李書城當農業部長，大出人們意料之外。
但周恩來有更深遠的考慮，他覺得李書城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辛亥革命首義後在武漢當過黃興的參謀長，以後又投身討袁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在舊民主主義革命中起過重要作用。中共“一大”也是在他家召開的，他的弟弟李漢俊是一大代表，早期在中共黨內有過貢獻。
周恩來派薄一波找李書城談話，並對薄說：“他有這麼一個曆史，要照顧這個曆史，你去跟他談談，說要提他為農業部長。”李書城老先生便這樣出任了新中國第一任農業部部長。
在周恩來的細心安排下，各民主黨派的主要領袖或社會賢達、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了相當職位。政務院及其下屬機構的負責人中，各黨派民主人士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占了相當比重，4個副總理中共產黨占2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2人；21個政務委員中，共產黨員10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11人；政務院下屬30個機構的負責人93人中，共產黨員51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42人。民主人士對此十分感動，稱讚道：“周總理真不愧為‘周’總理啊！”
除周恩來外，其他共產黨領袖人物也非常注意開國之初的統戰工作。進北平開會的陳毅給傅作義讓房，又送傅作義小汽車，很會做統戰。他得知黨內代表們有情緒時，便兩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開會，十分嚴厲地說：“我們有些同誌就是不懂統戰工作，周副主席作了幾次報告，對這個精神還是不理解。外邊有個說法：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這是牢騷話！是很錯誤的。”他又以傅作義、程潛為例，肯定了他們起義壯舉，說他們為和平解放大城市，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立了大功。“如果不這樣，敵人傷亡一千，我們傷亡八百，有什麼好處？”
為了確保政府人選的通過，參加政協一屆會議的共產黨建立了統一的黨組，由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黨組秘書長是童小鵬，他負責與黨員聯係，登記編組，過組織生活。
臨時黨組是由統戰部和組織部共同組織的一個班子，主要任務是協助黨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