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個新政權，創建一個新國家，首要問題之一就是，這個國家叫什麼名？
在新政協籌委會組織條例中，就已提到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的方案。
在曆時五天的會議中，無人對國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後一天討論最後一份文件時，張奚若先生提出了質疑。
當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張奚若先生說，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他們說應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從下麵的解釋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專製，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爾喬亞的國家。
雷潔瓊發言說，如果國名太長，用時不用全稱即得注明是簡稱。
黃炎培和張誌讓兩位先生就國名問題發表了係統意見，被整理成書麵報告，打印30份，抄送新政協籌委會主任、副主任、委員和各組長，他們認為：
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他們覺得民族和共和無並列之必要。漢語使用共和國一詞純係翻譯西文列坡勃立克，這個詞與共和二字在我國經典上的原意並無關係。西文一字當初並非不可譯為民主國。因為西文的德謨克拉西與列坡勃立克的字麵含義原無根本區別。不過前者指民主的政治體製，而後者指民主的國家。這個意見與張奚若先生的意見大同小異。
第四小組把關於國名的意見歸納了三種名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董必武關於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經過及其基本內容有一個報告。他說，第一次小組會廣泛交換了意見，因為沒有準備，沒有參考資料，有漫談的性質。於是推舉張誌讓等7人先準備一個討論提綱，以便小組全體會上討論時，可獲得若幹基本的共同意見。第二次小組會時按提綱起草委員會所提“政府組織法中的基本問題”進行討論，基本意見趨於一致，有些意見留待起草委員會去斟酌。然後，公推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組織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組會議通過，做文字修改後，提交新政協籌備會作了原則的通過，準備提交政協大會討論。
關於組織法草案的總綱，董必武說，國家名稱問題，本來過去寫文章或講演，許多人都用中華人民共和國；黃炎培、張誌讓兩先生曾寫過一個節略，主張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第四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張奚若先生以為用中華人民民主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現在采用了最後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人，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複一次了。
政協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馬敘倫、陳叔通、郭沫若、沙千裏、沈雁冰、譚平山、梁希、許德珩、吳耀宗提出來的。
為提議統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取消共同綱領和組織法中簡稱中華民國，另由政府以法令規定。提案請大會公決。
他們的理由是這次新政協籌委會所通過的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確能代表中國人民革命偉大勝利後實行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及人民。這一個中國曆史上劃時代的大變革，必須把舊民主時代遺留下來的、本質上不同的，並且為漢奸賣國賊用過的在中國人民中間已沒有一點好感的“中華民國”四個字，毫無保留地取消。
否則，在將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時候，喊起口號來，就會有兩種稱呼，把已經走向死亡道路的舊中華民國再喊萬歲，人民顯然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大多數人提議，主張統一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把簡稱“中華民國”幾個字在中國人民政協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封由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午宴請柬，上麵寫著：“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並商討重要問題，務請出席。”
二三十位七旬老翁接到了同樣的請柬。
待老人們陸續到達之後，作為東道主的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說：今天請來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老前輩。我們國家有句古話，叫做‘就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專門聽取長者的發言。
“各位在討論三大文件時，都看見了共同綱領中的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關於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常委會特地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何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也許還有舊感情。”
第一位發言的是黃炎培，他曾在江南鄉試中舉，也曾加入過中國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對袁世凱竊國的鬥爭。他認為，由於中國老百姓落後，感情上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反感。留個簡稱，是必要的。稍停，他又補充說，政協會議三年一屆，三年後，我們再來除掉，並無不可。
接著，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成果，那是用許多烈士的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能照舊，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讚成，我就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
第三位發言者是辛亥革命後隱居了38年、生平不寫民國國號的前清進士周致祥。他說，我反對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的、群眾對它深惡痛絕的名稱，20多年來已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這時，司徒美堂站起來說：我沒有什麼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多年來被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
“如果大家都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又臭又壞的中華民國的臭招牌。這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事情，一改就要改好，為什麼要三年以後才改？常言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決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司徒美堂語音響亮，聽者報以熱烈的掌聲。
人口學家馬寅初立即表示擁護司徒美堂的意見，他補充說，簡稱實在不倫不類。
教育學家車向忱又從教育群眾的方麵闡述了司徒美堂的觀點，說人民一時不能接受的問題，隻是宣傳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讓人民認識我們這個革命的政權的性質，萬萬不可因噎廢食。
張瀾和既當過清末翰林又曾留學日本的陳叔通也發表了去掉“中華民國”的意見。沈鈞儒從法律觀點解釋了簡稱問題：有些群眾還在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必明令禁止。至於堂堂的政協會議三大文件裏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這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萬萬不可如此。遍觀世界各國的國號，隻有字母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立國文件上的其他簡稱。如果一定寫上，那麼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也不方便。所以我主張不用那個簡稱。
愛國華僑陳嘉庚操著濃重的廈門話說，大家對中華民國絕無好感。當然，落後的人一時不習慣，過些時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