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員勸他再休息兩天，恢複恢複再走。
毛澤東果斷地一擺手：“不用了，我和恩來是有約在先的。”隨即他又幽默地說：“君子言必信，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澤東一行人從列寧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來從途中打來的電話向他請示問候。電話直接接到了毛澤東的住處，因為線路有毛病，通話聲音不好，毛澤東在耳機旁聽了半天，也很難聽清楚。他當即決定，請周恩來到下一站後再次通話。
毛澤東掛上電話後，背著雙手在屋內踱了起來，顯得有些著急。此後他一直守在電話機附近，等待著周恩來的消息。
周恩來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再次打來了電話，毛澤東拿起了話筒，直接與周恩來通話，這次通話的效果不錯。毛澤東竟然坐在沙發上與周恩來長談起來了，他把自己來蘇後的一些看法和分析與周恩來通了氣，並征求了周恩來的意見，也把中蘇雙方條約談判和協議簽訂的一些重要問題再次向周恩來做了布置，兩人在電話中談得十分親切，有時還哈哈大笑。
看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外交才幹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幾乎所有的實質性任務都交給了自己這位傑出的助手。
兩人的通話竟然講了一個多鍾頭！
通完話，毛澤東顯得格外輕鬆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閑地靠在沙發上抽著煙，欣賞收音機裏的音樂。
一陣深沉雄渾的歌聲在屋內響起來，緩緩的，沉重的，越響越大，像奔騰的河水，流到了人們麵前，這是伏爾加河船夫曲。唱得那麼深沉動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著人們的心胸。毛澤東靜靜地聽著聽著，又漸漸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貫注地凝視著窗外，那麼專注、深沉……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
1950年1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一行到達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車站廣場，蘇方也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這是周恩來10年後的再次赴蘇，他現在是以新中國政府首腦的身份出現在莫斯科車站。
周恩來身著冬裝，神彩奕奕，麵帶笑容，一下車就以他傑出的外交家風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蘇聯領導人。他們目睹周恩來舉止從容，落落大方，話語有禮有節，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點頭稱讚。斯大林在會見劉少奇時也這樣說過：“我認為新中國政府的領導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總理和外交部長的人選周恩來，那的確是當之無愧的。”
與毛澤東一行人相比，周恩來一行人就顯得龐大多了，有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東北工業部部長呂東、東北貿易部副部長張化東、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伍修權，以及賴亞力、何謙、沈鴻、蘇農宮、柴樹藩、程明升、王勳、聶春榮、羅維、常彥卿等人。
王稼祥同誌照例趕到200多公裏外去迎接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在1939年6月曾從延安來蘇聯治療摔傷，在蘇聯住了8個多月。正是在這段時期中，共產國際於1940年1月至3月舉行過一次特別執委會議，專門討論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這也是與中共和中國革命有著千絲萬縷難以分割關係的共產國際在解散前，對中共的工作做的最後一次討論。會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巨大作用，並建議中共及時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周恩來非常及時地把共產國際的這些精神帶回了國內，對中國革命的形勢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後，蘇德戰爭爆發和新疆盛世才轉向反共反蘇，阻隔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聯係。共產國際解散後，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繼續保持了同中國革命的關係，而中共也開始了旨在為實現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思想的整風運動，中共中央解除了對共產國際章程的決議所要承擔的義務。對於這段難忘的曆史周恩來是記憶猶新的了，他深知此行責任的重大和意義深遠，他準備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這趟莫斯科之行的曆史使命。
周恩來僅僅在特意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澤東住處的樓上來了。同重慶談判時一樣，兩位老戰友一個住樓上一個住樓下，經常在一起為某些重大問題長談到夜半三更之時。
相比之下，周恩來的時間安排要比毛澤東緊張多了，他白天要到克裏姆林宮去參加談判，晚上還要向毛澤東彙報和商量，常常是一天僅有幾小時休息時間。可他仍舊是精神抖擻，毫無倦意，無論出現在哪兒都顯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參加會談的蘇聯領導人也自歎弗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