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誌明主席晚年身體不好。應越南勞動黨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國經常派醫生去河內給他治病。為了保密，在聯係中稱胡誌明主席為“丁老”。中央十分重視，不僅選派第一流醫生，而且在每次醫療組出發前，周總理在百忙中總是接見他們，再三叮囑。
1969年春，胡主席的病情加重，中國立即派出張孝騫（心髒病專家）、孫震環（中醫專家）、黃挽（心髒病專家）等中西醫專家和翻譯張德維組成的醫療組。經過中越兩國醫務人員幾個月的共同努力，到6月初，胡主席的身體明顯好轉。不久，醫療組回國休整，6月30日又返回越南；並向王幼平大使彙報醫療組離京時周總理的交代：“如胡主席的身體狀況能穩定，我醫療組可在適當時機告退，需要時再來。醫療組要確實掌握病情，及時向王大使彙報，由大使報中央決定。”
8月2日，醫療組向王大使彙報：胡主席精神很好，食欲轉佳，體重也有增加，各方麵都見好轉。醫療組認為，可以告退，並由使館報請中央同意。但8月15日胡主席突患感冒。王大使決定，醫療組推遲撤回，密切注視胡主席的病情變化。
胡誌明停止呼吸
8月23日晚，胡主席病危，心髒病和支氣管炎突然加重，嗓子裏的痰咳不出來，憋得喘不過氣來，出現休克。於是，使館立即處於緊急狀態：安排外線電話，直通北京，電話、電傳24小時值班，大使和許多館員通宵未眠。
24日8時許，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書記黎文良在主席府緊急約見王大使，通報胡主席病情，要求中國黨增派醫生。
25日8時，中國派專機送來了第二個醫療組，他們是李邦琦、王叔成、嶽美中大夫和護士王西明。從越方提出要求，到醫療組到達，僅僅24小時。上午11時，黎文良約見王大使，轉交了胡主席給周總理的電報，大意是：醫生已到，請報告毛主席放心。
26日，王大使約見黎文良，轉達我黨中央的複電，大意是，接電感到寬慰，望胡主席安心養病。並告越方，我送急救組（即第三個醫療組）的專機已經起航，共5人，他們是：陶壽洪、胡旭東大夫，麻醉師高日新，化驗員劉占利，護士孔繁英。專機抵河內後，急救組直奔主席府，立即投入緊張工作。
27日，胡主席病情繼續惡化。急救組和其他醫療組會診後，主張給胡主席輸液。然而，這個很普通的醫療意見，即使越南領導人感到為難，一是因為病人已極度虛弱，擔心輸液發生意外；二是胡主席一生雖經曆過多少次槍林彈雨，但卻怕打針。政治局在病榻之側召開會議，通過了輸液的決定。
執行這項任務的是孔繁英。孔繁英正要進針，病人突然睜開眼睛，問她叫什麼名字，為什麼拿針，並同她開玩笑。孔繁英一邊笑著答話，一邊就勢插針。病人一皺眉，成功了！在場的越南黨政軍要人鬆了一口氣，一一過來同她握手，祝賀成功，稱讚她技術過硬。
31日，我中央又派著名醫生專家吳階平大夫，並由外交部亞洲司副處長梁楓陪同，乘專機來河內送急救藥品，了解胡主席病情。出發前，周總理指示他們當天返京，晚上他要聽取彙報。就在這天晚上，胡主席的病情進一步惡化。
9月1日夜間胡主席的病情急轉直下，生命垂危。醫生人員全力以赴，一刻也不能離開病人。使館與醫療組聯係中斷。王大使無從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心裏十分焦急，不斷詢問使館值班室和禮賓秘書組。鑒於一國元首病危時，該國領導人守護在側，一個外國使節在場有所不便的常理，周總理曾電囑王幼平大使，在胡主席病危期間，未經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視。
當晚，在範文同總理舉行的越南國慶24周年招待會上，王大使才從越南領導人那裏僅了解到胡主席病情嚴重。招待會結束後，直到午夜，仍沒有等到醫療組的消息。使館卻報國內，胡主席病情不見好轉。
9月2日淩晨6時，王大使緊急約見黎文良。通知他，我國又增派了一個急救組（即第四個醫療組），專機已從北京起飛，約於9時抵達河內。大使回到使館不久，張德維從主席府打來電話，隻講了一句話：“不行了，醫療組不要來了。”使館立即將這一噩耗報告中央。當我專機接到命令時，已飛越中越邊境，再過20分鍾就可到達河內。機組通過無線電告訴河內機場指揮塔，因“天氣不好”，折返我國南寧。
9月4日下午，中共代表團同越南領導人會談時，周總理提到了這件事：“31日，我們派吳大夫和梁楓同誌來送藥和了解胡主席的病情，叫他們當晚趕回北京彙報。因天氣關係，他們1日晨才到北京。我親自聽取彙報後又找有關同誌討論了5個多小時。我覺得已經很難見到胡主席了，但仍然決定再派吳大夫和梁楓以及一些醫生攜帶藥品、器材前去搶救，他們正在路上，不幸胡主席已經去世了。”
胡主席停止呼吸後，中國醫生仍未放棄最後一線希望，繼續作人工呼吸，一直持續了大約三個小時，一個個累得汗流浹背，精疲力竭。9點47分，黎筍下令停止搶救。12名中國醫護人員列隊向胡主席鞠躬致哀，失聲痛哭，然後含淚退出。越南勞動黨全體政治局委員和我醫護人員一一握手致謝。
這天上午，當我第四個醫療組所乘專機半途折回南寧的同時，周總理曾致電王幼平大使，囑咐兩點：不要與醫療組聯係；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這是周總理在四天之內，給王大使發的第二份署名指示電。周總理的判斷和越方的措施正好吻合，指示及時、準確。王大使至今對此記憶猶新，感慨良多，他說：“我當大使近30年，周總理署名直接給我發電報，給我下指示，隻有這兩次。”
胡誌明逝世後，越南領導人請中國醫療組暫時保密，不要離開主席府，不要同外麵聯係。直到9月4日，越方公布了胡主席逝世消息之後，我醫療組才遷出主席府，住進河內一軍隊招待所。
9月10日中午，越南勞動黨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黎德壽和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黎文良在主席府接見我醫療組，他們熱情讚揚了中國醫生全心全意的忘我的工作態度，感謝中國同誌的大力協助。接見時，黎德壽代表越南勞動黨中央給醫療組每個成員送了一份紀念品。晚上，黎德壽、黎文良來到醫療組住地設宴為醫療組送行。次日，越方派專機送我醫療組回國。
周恩來赴越吊唁
1969年9月4日零時，中國駐越南大使王幼平約見外交部長阮維楨，通知他，以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將前來吊唁，副團長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團員是中央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和王幼平。代表團專機約於7時到達河內。阮維楨表示立刻報告中央。
2時許，阮維楨約見王大使，答複同意，但為難之意溢於言表：越方尚未做好吊唁準備；為長期保留胡主席遺體，現正對遺體進行處理，因此，代表團將不便瞻仰遺容。
王大使將越方答複和阮維楨的談話報告中央後，即驅車去內排機場迎接代表團。到機場迎接代表團的越南領導人是範文同、武元甲、阮維楨和裴光造等。
專機7點鍾沒有到。一個半小時後，王大使建議範文同、武元甲等越南領導人先回去。王大使又等了一會兒，仍不見專機到達，遂和阮維楨、阮基石一起離開機場。在途中遇見我使館汽車，車上同誌報告王大使：“剛剛接到機場電話，總理已經到了。”王大使急忙調轉車頭去機場，路上遇到周總理的車子，看見周總理在車裏向他招手，他隨即與周總理一起到達賓館。
代表團在空中收到使館電報後，臨時降落南寧，經研究後決定仍按原計劃進行，因而比預計遲到兩個小時。
對此，周總理向越南領導人解釋說：“這一次來得很倉促，在途中接到阮維楨同誌轉告的越勞黨中央關於國葬的布置，知道不能向胡主席的遺體告別，但因我們已經在餘中，所以還是來了。根據主人的意見，8、9、10三天舉行國喪，到時我們再派代表團來參加，我們這次先來吊唁。”
周總理下榻在河內範老五賓館。範文同、武元甲首先來到賓館，長征、黃國越、裴光造等領導人亦先後來到。範文同、武元甲見到周總理，失聲慟哭。周總理含淚一一安慰。連聲說：“我來晚了，我來晚了。”整個大廳沉浸在悲痛之中。
下午3時，周總理率領代表團前往主席府吊唁。由於靈堂沒有布置好，中越雙方先舉行了會談。吊唁儀式於5時舉行。
靈堂臨時設在主席府正廳。大廳高大，寬敞明亮，是胡主席接受使節國書、進行重大國務活動的場所。這個靈堂是專為我代表團準備的，因為正式吊唁活動將在巴亭會堂舉行。
周總理進入靈堂時，黎筍為首的政治局成員依次和周總理擁抱。代表團在胡主席遺像前獻了花圈。默哀後，周總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團成員依次簽字。
晚上7時左右，越南領導人秘密地請周總理和葉劍英到醫院瞻仰了胡主席的遺容。這是惟一看到胡主席遺體的外國代表團。代表團於當晚8時離河內回國。
8日下午，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乘專機到達河內，參加胡誌明主席葬禮。副團長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德生，團員是中國駐越南大使王幼平。當晚，越南領導人黎筍、長征、範文同、武元甲、阮維楨到賓館會見中國黨政代表團。次日，代表團與其他31個外國代表團一起，參加了在河內巴亭廣場舉行的隆重國葬。
胡主席逝世後，中國連續派出兩個代表團前往河內吊唁。這在中國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國際上也屬罕見。當時越南正在打仗，外國輿論認為中國的外交行動是“異乎尋常的”，“是對處於最困難時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第八章唇亡齒寒頤年堂決策！臨危受命彭帥抗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