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微笑外交顯智慧雄才大略驚南亞
登上飛機後，中國代表團才發現機艙裏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個身著軍裝的年輕人。莫洛托夫極其詫異而驚愕地說：“我今天才算懂得了中國的禮儀和道德準則：看見了自己心愛和仰慕的情人，竟可以不伸出一個手指頭來，不親吻，不擁抱！”
赴莫斯科取經
這是1954年春末，中南海西花廳庭院裏的海棠花開了！它們一朵朵，一枝枝，挺直了腰身，張開了笑臉，吐露著芳香，隨著輕風搖曳，向這庭院的主人問好。周恩來最喜歡海棠花，他說，因為海棠花是“群花”。鄧穎超在工作餘暇也愛觀賞，可是今年花開，周恩來哪裏去了呢？
此時，周恩來正在日內瓦會議廳。這次會議是新中國參加的第一次重大國際會議。黨中央十分重視，多次召集會議研究有關的原則、方針。身為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盡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從我國被邀參加這次會議初步議定之日起，就著手布置各項工作。
師哲在《在曆史巨人身邊》一書中這樣回憶：
在這段時間裏，總理的外交秘書陳浩常常晚上打電話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廳時走大門進去，談完工作後，往往已是後半夜了。陳浩把我從西房後的夾道送出來，邊走邊解釋：大家都睡了，大門已關了，隻好走小夾道。當年的陳浩是個年輕的女同誌，做事十分認真負責，細心周到，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切安排就緒後，周恩來和少數同誌先行到莫斯科，同蘇聯方麵協商有關事項。
在出發之前，李克農和師哲應約前去西花廳看望鄧穎超。她祝願代表團一路平安、一帆風順到達日內瓦，並傑出地完成任務。然後，又極其關心地講了周恩來的近況、工作與生活習慣。她說周恩來時常流鼻血，囑咐李克農和師哲對周恩來多加關心和照顧。
周恩來到蘇聯進行工作訪問的主要目的是商議和協調中蘇雙方對日內瓦國際會議采取的方針、政策，以及對會議進展情況和可能取得的成果進行分析和估價。
4月1日，周恩來一行到達莫斯科後，中蘇雙方一連進行了多次會談協商。因為會談是圍著圓桌進行的，所以，赫魯曉夫把這些會談稱作圓桌會議。除赫魯曉夫外，蘇方參加會談的還有莫洛托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等，中方是周恩來和駐蘇大使張聞天。
會談一開始，雙方相互交換了有關情況，並提出了一些新問題。
然後，赫魯曉夫簡單地講了對會議的設想和看法，指出這是一次帶有政治意義的國際會議。但對它不必抱有過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決多少問題，它可能根本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結局是我們難以預料的。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是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問題的：中國、朝鮮、越南一齊出席這次國際會議，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尋常的意義，就是一種勝利。我們利用這次國際會議的機會，闡明對各項問題所持的原則立場和我們的方針政策，對有關事態作些聲明、解釋、澄清，就是一種政治收獲。如果工作進行得順利，能闡明和解決某些問題，那就算是有益的收效了。對會議不可以有過高的奢望，但也要力爭取得某種結果，這是可能的，不是空想。要注意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日子並不好過。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赫魯曉夫的看法，同時指出，在國際鬥爭和外交場合中，很難預料出現什麼問題，尤其不可設想一切都會按照我們的預定方針或計劃進行。因此，對任何一個問題、一件事，都不要認為它會依照我們的想法和願望去發展，盡管我們對一些問題事先有自己的看法、設想、要求、願望。因此，我們事先隻應有一個大致的設想或意欲達到的目標。自然，我們也應該有自己的、毫不含糊的明確立場、態度和原則，但同時必須要有極大的靈活性、預見性、機動性。這樣，我們才能做到恰到好處，達到預期的目的。總之，需要邊走邊看，隨機應變，找到對策，靈活運用。
周恩來講話，他介紹了中國方麵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的意見。他指出：中國、朝鮮、越南能夠一道出席這次國際會議，這就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是我們的一個勝利。假如我們能夠很好地利用參加這次會議的機會，闡明對各項問題所持的原則立場和對若幹有關問題作出解釋和澄清性的聲明，如果能解決某些問題就會有更大的收效。周恩來是想經過努力，解決一些問題。
周恩來再三聲明，中國參加這樣的國際會議尚屬第一次，缺少國際鬥爭的知識與經驗，中蘇之間必須保持密切聯係，交換意見，互通情報，校正口徑，協同動作。中國參加日內瓦會議有其微妙之處，這就是會議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朝鮮和印度支那和平問題――雖然與中國有切身關係，但卻並非直接屬於我國自身的事情，所以特別需要小心謹慎，嚴肅對待。
周恩來還指出，我們對蘇聯同西方國家關於這次國際會議磋商的前前後後和整個經過不太了解，希望蘇聯外交部作個介紹，並確定協作原則。
中國方麵的這些要求，蘇方都給予肯定的答複。周恩來對此十分滿意。
雙方在會談中還約定，中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提前兩三天到達莫斯科，以便聽取蘇方向我代表團人員介紹國際會議的鬥爭經驗，以及在鬥爭中必須注意的各項事宜。
經過會談，雙方達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蘇聯同誌草擬具體方案。於是，周恩來決定回國向中央彙報工作，然後率代表團到莫斯科。
臨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魯曉夫設宴招待中國客人。席間，赫魯曉夫等人不斷地向周恩來勸酒。周恩來雖酒量過人，卻患有肝髒病，過量地飲酒引起了不適，加上赫魯曉夫等人不斷同他擁抱旋轉，終於出現了嘔吐。見到這種情況，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一時失神，無所措手足。莫洛托夫急忙陪同張聞天，把周恩來送上汽車。莫洛托夫邊走邊說：“這是我們的過錯，沒有照顧好你，我們感到內疚！這是我們應當吸取的一次教訓，一切責任在我們。”這些話是誠懇的。因為他深知周恩來將作為他的戰友，不久以後將在同一條戰線上帶領一支友軍與他協同作戰。怎能不關懷友人、同誌的健康呢？
回到奧斯特洛夫斯卡亞街8號公寓，周恩來已停止了嘔吐，但仍然昏昏沉沉。隨行人員讓他喝了兩口濃茶，把他扶上床，讓他安睡。同時，請來了皇宮醫院的一位老名醫給他診斷、醫治。醫生檢查之後說，他的肝髒可能受過虧損、得過病，所以經不起酒精的刺激。現在應該使他安靜地休息，明日他再來探望。然後，給了一點藥，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約8點左右，周恩來醒過來了。他說自己比昨天好多了，隻是還有點頭昏腦漲。接著他問翻譯師哲：“我昨天都說了些什麼？有沒有什麼出格兒的地方？我是說了一些話，但具體內容一點也不記得了。”
師哲回答說：“沒有什麼出格兒的話，講的都是一般的應酬話，涉及個人的隻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說你在1928年中共召開六大時，見到莫洛托夫，他對中共代表們講了話，你們向他學習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隻是錯誤地說成莫洛托夫而已。”
“還講了些什麼不妥當的話？”
“沒有！確實沒有！”
周恩來說：“我昨天晚上離開席位，在大廳轉了一陣兒就頭昏腦漲，不清醒了。”
師答：“在外表上看不出來，因為言語、表現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則，早請你回寓所了。”
早8時半，那位醫生又來探望周恩來。醫生檢查後，說一切正常，但建議好好休息一天，絕不應長途跋涉。周恩來本來打算當天回國，於是隻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進行了參觀。次日啟程回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