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被平定之後,朝廷揚威,藩鎮喪膽,紛紛表示歸順朝廷。唐憲宗的“中興”之業如日中天。於是“群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憲宗當然很樂意,就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韓愈。韓愈是淮西之役的親身經曆者和功臣,更是公認的古文大家,由他來撰寫碑文,當然是眾望所歸。韓愈接到詔命,倍感榮耀,同時也深感責任重大,因為要把此碑寫成“為將來法式”,實非易事。他“經旬涉月,不敢措手”。經過七十多天的認真撰寫,《平淮西碑》方才脫稿。韓愈將碑文進呈憲宗,憲宗很高興,命人將碑文抄錄若幹份,分賜平淮西的功臣,又將原樹於蔡州紫極宮內的《吳少誠德政碑》的碑文磨去,刻上韓愈的碑文。
《平淮西碑》分為序和銘兩大部分:序用散文,銘用韻文。序文大體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以頌大唐功德領起全文,義正詞嚴,凜然不可侵犯;第二部分敘寫憲宗即位之初的平蜀之功和決心討伐不臣之蔡;第三部分敘寫憲宗伐蔡的具體部署,全用皇帝詔言,以突出憲宗伐蔡之果斷和所起的主導作用;第四部分敘寫平蔡的經過,分敘各個戰場上主將們的戰功,突出裴度臨師指揮,諸將合力的效果,並詳述李愬雪夜奇襲蔡州的過程,裴度懷柔蔡人的政策及善後工作;第五部分寫皇帝行賞。銘文內容與序文大同,隻是文風有別:序文樸質簡要,銘文酣暢飛動。前人說《平淮西碑》序文似《尚書》,銘文如《詩經》。此說誠然不錯。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平淮西碑》刻成不久,就相繼發生了李愬之妻訴碑文不實和所謂石孝忠砸碑事件。李愬之妻是唐安公主之女,而唐安公主是德宗之女,所以李愬之妻可以出入禁中,從中挑唆其事,而所謂韓碑“不實”之論,說到底就是一點:平定淮西,是裴度功勞第一,還是李愬的功勞第一。李愬妻之所以鬧,就是要爭這個第一。實際上,淮西之役的最高決策者雖是唐憲宗,但一貫主戰的裴度親臨前線督戰,對戰爭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李愬襲蔡擒吳元濟固然是平蔡的關鍵一役,但也有各路軍隊的牽製和協助之功。硬說李愬為首功,確實與事實有出入。況且韓愈的碑文中詳寫了李愬入蔡經過,也詳述了憲宗對裴度和李愬的封賞:賜裴度“勳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賜李愬“勳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二人旗鼓相當。可見朝廷的公議,未分他們誰為第一,誰為第二,而韓文中對此並未置一詞。客觀地說,韓愈碑文並無偏袒裴度、貶低李愬的問題,所謂“不實”之說,不過是李愬之妻借皇親國戚之便演出的一場鬧劇,鬧的核心就是為李愬爭“首功”的名分。
至於石孝忠推倒韓碑之事,詳見於晚唐羅隱的《說石烈士》一文,文中雖詳述推碑經過,但不足憑信之處頗多,類似小說家言;然早於羅隱的李商隱,在其《韓碑》一詩中也說:“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倒碑,粗沙大石相磨治。”可見,韓碑被推倒磨光確係事實。
李愬之妻“讒之天子言其私”,唐憲宗或出於對“官二代”的私情,或出於對石孝忠一類驕橫武夫的怯懼,於是降詔磨去韓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另行撰寫。其實段文昌所撰碑文,內容與韓碑也大體相同,也沒有敢說李愬居功第一,隻不過段文所用為當時流行的駢體文。
韓愈《平淮西碑》被推到磨平,另命段文昌再撰,確是中唐時期的一件文字大案。韓愈受命撰《平淮西碑》,給他帶來前所未有的榮耀,但結果卻使他蒙受了極大的恥辱,他當時的抑鬱沮喪之情不難想見。但是,是金子總會發光。韓碑雖被磨,但碑文還在。韓愈和段文昌二人所撰碑文孰優孰劣,後世見仁見智,但總的來說,是揚韓抑段者居多,如李商隱《韓碑》一詩就高度讚美韓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而評韓碑影響最大者,莫過於蘇東坡的一首詩:“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韓愈《平淮西碑》這樁公案恐怕是永無結案之日了,但在人們心目中,此案早有結論。曆史是公正的,人心是公正的。韓愈雖不免蒙恥於當時,但卻榮耀於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