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作為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他的思想是十分活躍的，當然也是複雜的。他雖力主“統合儒釋”，希望把儒家和佛家的思想“通而同之”，但其思想及倫理觀念的主導麵，無疑仍不出儒家範疇。他一生努力的目標就是“延孔子之光燭於後來”（《答貢士元公謹論仕進書》），“惟以中正信義為誌，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儒家思想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繼承和發展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傳統。他非常關心百姓的疾苦，“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自己官雖未做大，但從不敢忘記百姓的苦難。他時時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他的《捕蛇者說》一文，突出表現了賦斂之毒甚於毒蛇，希望“觀人（民）風者”了解並改變這種狀況；在《送薛存義序》一文中，借稱讚薛存義，提出了“訟者平，賦者均”的政治理想。這種訴訟公平，賦役平均的思想，在當時雖然難以實現，但他反對豪強兼並，反對官僚地主把繁重的賦稅轉嫁給貧苦百姓的主張，無疑是其思想中民主性的精華。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從愛民的基點出發，提出了官民關係的新觀點。河東人薛存義在湖南零陵縣當了兩年代理縣令，晝夜“勤力而勞心”為百姓辦事，現在要離任了，柳宗元認為薛存義是一位不拿老百姓錢的好官，於是備了酒肉，送至江邊為其餞行，並寫下了《送薛存義序》一文。序中說：“凡吏於土者（做地方官的人），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是被百姓使喚的），非以役民而已矣（不是以其職位來奴役百姓的）。凡民之食於土者（百姓中靠種地為生者），出什之一（拿出十分之一的收入交租賦），傭乎吏（用作地方官的俸祿），使司平於我也（是為了讓他治理好我們老百姓）。今我受其直（如今的官吏們接受了百姓給俸錢），怠其事者（不好好為老百姓辦事的），天下皆然（各地的地方官都這樣）。豈惟怠之（豈止是不辦事），又從而盜之（掠奪百姓財物）。”柳宗元認為：地方官的職責是替老百姓辦事的，而不是奴役老百姓的。現在的情況是：老百姓養活了地方官，希望他們替百姓辦事；他們不但拿了錢，不替百姓辦事，反而大肆搜刮民財。柳宗元的這個見解是十分新鮮的，對地方官吏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十分深刻而大膽的。柳宗元在《送寧國範明府詩序》中就曾提出了“為吏者人役也”的思想，本文更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這一思想比“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說法更明確，更具體，也更有進步性。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家官尊民卑的傳統偏見，講清了誰養活誰的問題，而且這種官為民役的思想已經非常接近於今天的“公仆”的觀念；這一思想，在唐代，應該說是非常超前的；在今天，也是非常正確的。柳宗元尖銳批評的那些拿錢不辦事，還欺壓百姓的官吏，在今天仍然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柳宗元官為民役的思想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柳宗元官為民役的思想，從根本上擺對了官、民的位置，表現了他重視人民群眾的地位和作用。基於此，他在《貞符》一文中進一步提出了“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的觀點。他非常重視人心的向背對朝代更替、社會治亂的重要作用。他反對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說法，認為“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君王登基掌權，不是老天爺給的，而是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皇帝應該行仁政，統治才可以長久。他還明確指出：“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即是說，李唐王朝統治天下，是順應了老百姓的意誌。
作為“待罪南荒”的“閑員”，能寫出《送薛存義序》這樣的文章，敢發表官為民役的見解，確實表現了他的政治卓見和過人勇氣，是其思想的一次閃光和升華。後人多高度讚賞此文，如清人沈德潛認為：“牧民者（當官者）宜銘座右。”（《譯注唐宋八大家古文讀本》卷八）蔡鑄認為：“一般公仆，宜書一遍，置之署側，以觸目驚心。”（《蔡氏古文評注補正》評語卷七）我們可否也補充一句：如果今天的公仆們都能將柳宗元此文作為座右銘，肯定是百姓們的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