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節 再返京城(1 / 1)

定居愚溪之後,柳宗元度過了幾年較為平靜的田園生活。他雖被貶謫,但仍是“官吏”,家中仍有“役夫”和“女隸”,加上他又和一女子結合,有了主婦,“家”也似乎像個家了。他曾寫下《溪居》一詩,描繪自己的生活狀況:“久為簪組(做官)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晚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閑適的田園生活,使他有了一種擺脫“塵網”、閑居山林當隱士的感覺。他甚至覺得這未嚐不是一種幸運,但他終不能“甘終為永州民”。他的濟世熱情,仍在心靈深處激蕩;政治理想雖化為泡影,但渴望重被起用,一展身手,幹一番大事業的雄心,一刻也不曾泯滅。元和五六年後,他曾先後致書淮南節度使李吉甫,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荊南節度使嚴綬,四川節度使武元衡,嶺南節度使鄭絪等,其目的仍是求助,然而這一切並未能改變他的處境。

歲月遷延,到了他在永州的第十個年頭,他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精神也似乎耗盡,看到曾經被他描寫得那麼美好的永州的山巒,覺得自己好像被囚禁於其中,遂寫下了《囚山賦》一文:“匪兕(sì,雌犀牛)吾為柙(xiá,關野獸的籠子)兮,匪豕(shǐ,豬)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昔日美好的永州群山,變成了囚禁自己的牢籠,抒寫了無限的感慨和悲痛。他似乎真的感到山窮水盡,對前途徹底失望了。

但事實上,又似乎是天無絕人之路。唐憲宗即位之初,較有作為,整頓朝政,鎮壓藩鎮,政局比較安定,經濟上也有了一些積累,整個國家出現了“中興”的跡象,而朝廷對“八司馬”的態度也出現了鬆動。如元和八年(813),朝議曾打算以劉禹錫等人為遠州刺史,逐漸被起用。後雖遭宰相武元衡的阻止而未能實現,但畢竟是一個好的兆頭。果然,不久,天上掉餡餅的事發生了。

元和九年十二月,朝廷發布詔令:“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資治通鑒》卷二三九)這無疑是朝廷根據形勢需要而征召人才的一項措施,但對柳宗元等人來說,真可謂“久旱逢甘霖”,使他們大喜過望。詔書到達永州,應是在元和十年的一月間,柳宗元一時悲喜交加,寫下了《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戲贈》一詩:“投荒垂一紀(十二年為一紀),新詔下荊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真實地表達了他接到詔書時那種如夢如幻、極度喜悅的心情。就這樣,柳宗元結束了他十年“待罪南荒”的生活,懷著蘇武歸漢一樣的“凱旋”之心動身前往他魂牽夢縈的京城長安。

柳宗元行程急速,隻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回到闊別已久的長安,來到灞上,他興奮不已,遂寫下《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一詩:“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裏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暫放下“十一年”“四千裏”的磨難與悲傷,喜悅之情不可抑製,似乎路邊的春光和鮮花也都在迎接自己。

柳宗元以洗雪沉冤的勝利者的姿態回到京城,滿懷著“複起為人”、大展宏圖的渴望,但是,他太天真了!當時,朝廷確實需要有德有才的人才,朝中也確實有人主張起用永貞革新中的有識之士。但朝廷中多數當權派仍對這些革新派人物心存疑懼,竭力主張壓製他們,特別是唐憲宗和宰相武元衡,對他們仍舊恨未消,而“八司馬”中的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韓曄、陳諫等人,不但都無悔過自新的表示,而且多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於朝廷,這使他們深感不快。也正在此時,劉禹錫又寫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花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詩以桃花為喻,說現在的朝中新貴,都是在鎮壓了永貞革新之後爬上台的。辛辣的嘲諷,頗使執政者不喜。這雖隻是一個個案,但無疑進一步加深了執政者對革新派的猜忌。於是,在他們返京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一次新的任命又把他們統統逐出了京城。表麵上看,他們都由州司馬升任為州刺史,但貶斥的地方更加偏遠了:韓泰得漳州(今福建省漳浦縣),韓曄得汀州(今福建省上杭縣北),劉禹錫得播州(今貴州省遵義市),陳諫得封州(今廣東省鬱南縣北),而柳宗元得柳州(今廣西柳州)。

可以說,柳宗元期待十年的這次工作調動,還沒有來得及真正高興起來,黃粱美夢已經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