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愚溪之後，柳宗元度過了幾年較為平靜的田園生活。他雖被貶謫，但仍是“官吏”，家中仍有“役夫”和“女隸”，加上他又和一女子結合，有了主婦，“家”也似乎像個家了。他曾寫下《溪居》一詩，描繪自己的生活狀況：“久為簪組（做官）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晚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閑適的田園生活，使他有了一種擺脫“塵網”、閑居山林當隱士的感覺。他甚至覺得這未嚐不是一種幸運，但他終不能“甘終為永州民”。他的濟世熱情，仍在心靈深處激蕩；政治理想雖化為泡影，但渴望重被起用，一展身手，幹一番大事業的雄心，一刻也不曾泯滅。元和五六年後，他曾先後致書淮南節度使李吉甫，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夷簡，荊南節度使嚴綬，四川節度使武元衡，嶺南節度使鄭絪等，其目的仍是求助，然而這一切並未能改變他的處境。
歲月遷延，到了他在永州的第十個年頭，他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精神也似乎耗盡，看到曾經被他描寫得那麼美好的永州的山巒，覺得自己好像被囚禁於其中，遂寫下了《囚山賦》一文：“匪兕（sì，雌犀牛）吾為柙（xiá，關野獸的籠子）兮，匪豕（shǐ，豬）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昔日美好的永州群山，變成了囚禁自己的牢籠，抒寫了無限的感慨和悲痛。他似乎真的感到山窮水盡，對前途徹底失望了。
但事實上，又似乎是天無絕人之路。唐憲宗即位之初，較有作為，整頓朝政，鎮壓藩鎮，政局比較安定，經濟上也有了一些積累，整個國家出現了“中興”的跡象，而朝廷對“八司馬”的態度也出現了鬆動。如元和八年（813），朝議曾打算以劉禹錫等人為遠州刺史，逐漸被起用。後雖遭宰相武元衡的阻止而未能實現，但畢竟是一個好的兆頭。果然，不久，天上掉餡餅的事發生了。
元和九年十二月，朝廷發布詔令：“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資治通鑒》卷二三九）這無疑是朝廷根據形勢需要而征召人才的一項措施，但對柳宗元等人來說，真可謂“久旱逢甘霖”，使他們大喜過望。詔書到達永州，應是在元和十年的一月間，柳宗元一時悲喜交加，寫下了《朗州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戲贈》一詩：“投荒垂一紀（十二年為一紀），新詔下荊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真實地表達了他接到詔書時那種如夢如幻、極度喜悅的心情。就這樣，柳宗元結束了他十年“待罪南荒”的生活，懷著蘇武歸漢一樣的“凱旋”之心動身前往他魂牽夢縈的京城長安。
柳宗元行程急速，隻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回到闊別已久的長安，來到灞上，他興奮不已，遂寫下《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一詩：“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裏外北歸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暫放下“十一年”“四千裏”的磨難與悲傷，喜悅之情不可抑製，似乎路邊的春光和鮮花也都在迎接自己。
柳宗元以洗雪沉冤的勝利者的姿態回到京城，滿懷著“複起為人”、大展宏圖的渴望，但是，他太天真了！當時，朝廷確實需要有德有才的人才，朝中也確實有人主張起用永貞革新中的有識之士。但朝廷中多數當權派仍對這些革新派人物心存疑懼，竭力主張壓製他們，特別是唐憲宗和宰相武元衡，對他們仍舊恨未消，而“八司馬”中的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韓曄、陳諫等人，不但都無悔過自新的表示，而且多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於朝廷，這使他們深感不快。也正在此時，劉禹錫又寫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一詩：“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花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詩以桃花為喻，說現在的朝中新貴，都是在鎮壓了永貞革新之後爬上台的。辛辣的嘲諷，頗使執政者不喜。這雖隻是一個個案，但無疑進一步加深了執政者對革新派的猜忌。於是，在他們返京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一次新的任命又把他們統統逐出了京城。表麵上看，他們都由州司馬升任為州刺史，但貶斥的地方更加偏遠了：韓泰得漳州（今福建省漳浦縣），韓曄得汀州（今福建省上杭縣北），劉禹錫得播州（今貴州省遵義市），陳諫得封州（今廣東省鬱南縣北），而柳宗元得柳州（今廣西柳州）。
可以說，柳宗元期待十年的這次工作調動，還沒有來得及真正高興起來，黃粱美夢已經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