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的文章家中，歐陽修最為推崇的是韓愈。他認為唐代“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從其一生為文的傳統來看，毫無疑問是繼承韓愈的。喜愛韓文，學習韓文，校補韓文，寫作古文，貫穿著歐陽修的畢生，這個曆程在其晚年所寫的《記舊本韓文後》中說得十分明白。
“予少家漢東（指隨州），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娃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嚐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由此可見，歐陽修在兒童時期已經接觸到韓愈的文章，雖是殘卷，但已為其“深厚而雄博”而喜愛之，然而由於研習時文準備科舉而無暇多顧。
“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複閱之，則喟（kuì）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心，以謂方從進士幹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誌。”歐陽修十七歲時，對韓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的愛好，因牽於利祿而仍未暇學，但他已下定決心，一旦考中進士，有了利祿養親，自己就會棄時文而盡力學習韓文。即是說，歐陽修此時已立下學習韓文的誌向，學時文隻不過是塊功名利祿的敲門磚，門一敲開，磚頭即可扔掉。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歐陽修二十四歲中進士，官於洛陽，與尹師魯等一起學習韓文，寫作古文。他在《答陝西安撫使範龍圖辭辟命書》中寫道：“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複作。”歐陽修棄駢文而致力於古文創作，致力於推行詩文革新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受到的阻力和付出的代價是相當巨大的。他在《與荊南樂秀才書》中寫道：“及得第以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寫駢文）則獲譽，為此（寫古文）則受禍，此明效也。”寫駢文，獲譽；寫古文，受禍。這與韓愈當年寫駢文，人稱好，寫古文，人稱惡何其相似！
歐陽修在“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並且“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的情況下，慧眼識珠，認定韓文為楷模，學習之，鼓吹之，和一些“年相若，道相似”的朋友共同努力，不遺餘力地推行古文運動，使韓文大行於世，而他自己也在這一過程中成為北宋文壇無可爭議的領袖。
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的最後，深情地寫道：“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這是對韓愈之文之道的高度評價，移之評歐陽修之文之道，亦不為過。
蘇東坡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說：“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就開一代文風，為一代文壇領袖而言，此言不虛。然歐陽修隻是“似”韓愈，而不能真的“是”韓愈。時代不同了，歐陽修不可能隻靠照搬韓愈的東西而取得與韓愈同等的地位，他必須有自己的新理論，新實踐，為古文的發展提供新的經驗，而在這方麵，歐陽修的確無愧於時代的要求。
《四朝國史·歐陽修傳》說：“唐之文涉五季（五代）而弊，至修複起。”情況的確如此。如果說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那麼，歐陽修則是起唐文之衰。韓愈學古而不拘於古，歐陽修學韓而不泥於韓。這正是他們的過人之處，成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