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的文章家中,歐陽修最為推崇的是韓愈。他認為唐代“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從其一生為文的傳統來看,毫無疑問是繼承韓愈的。喜愛韓文,學習韓文,校補韓文,寫作古文,貫穿著歐陽修的畢生,這個曆程在其晚年所寫的《記舊本韓文後》中說得十分明白。
“予少家漢東(指隨州),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娃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嚐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由此可見,歐陽修在兒童時期已經接觸到韓愈的文章,雖是殘卷,但已為其“深厚而雄博”而喜愛之,然而由於研習時文準備科舉而無暇多顧。
“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複閱之,則喟(kuì)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心,以謂方從進士幹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誌。”歐陽修十七歲時,對韓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的愛好,因牽於利祿而仍未暇學,但他已下定決心,一旦考中進士,有了利祿養親,自己就會棄時文而盡力學習韓文。即是說,歐陽修此時已立下學習韓文的誌向,學時文隻不過是塊功名利祿的敲門磚,門一敲開,磚頭即可扔掉。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歐陽修二十四歲中進士,官於洛陽,與尹師魯等一起學習韓文,寫作古文。他在《答陝西安撫使範龍圖辭辟命書》中寫道:“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複作。”歐陽修棄駢文而致力於古文創作,致力於推行詩文革新運動,在這個過程中,受到的阻力和付出的代價是相當巨大的。他在《與荊南樂秀才書》中寫道:“及得第以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寫駢文)則獲譽,為此(寫古文)則受禍,此明效也。”寫駢文,獲譽;寫古文,受禍。這與韓愈當年寫駢文,人稱好,寫古文,人稱惡何其相似!
歐陽修在“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並且“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的情況下,慧眼識珠,認定韓文為楷模,學習之,鼓吹之,和一些“年相若,道相似”的朋友共同努力,不遺餘力地推行古文運動,使韓文大行於世,而他自己也在這一過程中成為北宋文壇無可爭議的領袖。
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的最後,深情地寫道:“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這是對韓愈之文之道的高度評價,移之評歐陽修之文之道,亦不為過。
蘇東坡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說:“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就開一代文風,為一代文壇領袖而言,此言不虛。然歐陽修隻是“似”韓愈,而不能真的“是”韓愈。時代不同了,歐陽修不可能隻靠照搬韓愈的東西而取得與韓愈同等的地位,他必須有自己的新理論,新實踐,為古文的發展提供新的經驗,而在這方麵,歐陽修的確無愧於時代的要求。
《四朝國史·歐陽修傳》說:“唐之文涉五季(五代)而弊,至修複起。”情況的確如此。如果說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那麼,歐陽修則是起唐文之衰。韓愈學古而不拘於古,歐陽修學韓而不泥於韓。這正是他們的過人之處,成功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