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建國後，對外一貫奉行屈辱投降政策，每年用大量的銀子、布帛、茶葉獻給遼和西夏，以求其不來侵擾。而宋王朝又養兵甚多，待遇優厚，但主要是為了鎮壓人民反抗，對外毫無戰鬥力可言，作戰屢戰屢敗。對於北宋王朝的屈辱投降，不修武備，歐陽修多次提出尖銳批評。他在《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中說：“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複擔心！”批評黃河以北不設防備，朝臣偷閑苟安，不替國家分憂；在《論軍中選將劄子》中，他又說：“臣亦曆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忘武備如今日者！”曆史上曾有居安而不思危之君，但少有處危而不思危之君。如今宋王朝麵臨強敵威脅，而卻如此不重武備，把矛頭直接指向當朝皇帝宋仁宗。這些批評和指責是十分中肯的，也是十分尖銳和大膽的，但他的意見並未得到重視。
歐陽修對北宋軍隊“兵驕吏冗”的狀況尤為不滿和憂慮。他在《原弊》一文中曾具體描述了京城禁軍的情況：“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衛兵去睡覺，連被子都要找人替他抱，禁兵自己吃的糧食，自己不背而要雇人背。歐陽修質問道：“兵驕若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鬥乎？”連自己的生活都懶得自理的士兵，能出生入死地去為國打仗嗎？他力主加強軍隊訓練，以提高戰鬥力。而對於軍隊中“冗吏”的問題，歐陽修更加關注。他認為軍隊中不僅是“吏冗”（將領太多），更主要的是朝廷所用非人。對軍隊中的不法之徒，歐陽修毫不手軟。如他曾任河北轉運使，保州兵變後，大將李昭亮曾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私下仿效。歐陽修揭發他們的奸情，將馮博文下獄，李昭亮惶恐，立即釋放了婦女。同時歐陽修還寫下了《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上奏朝廷，建議剝奪李昭亮的領兵權；並上奏章要求追查李昭亮的法律責任。歐陽修對軍事改革曾提出過一係列建議，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議朝廷打破常規“選將”。在《論軍中選將劄子》中，他不但批評朝廷居安而不思危，而且點名批評朝廷所用非人，否定朝廷現行的“求將之法”。他認為現行的“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而“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這種狀況必須改革。“盡去尋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並認為“隻於軍中自可求將”，否則，“難彌當今之大患”。在《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中，他又明確表示，反對在選將問題上論資排輩的舊弊：“方今天下之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不是天下沒人才，而是朝廷不肯花費力氣去選拔人才，當今選將之弊，尤在論資排輩，故“不材”之輩充斥軍伍。解決的辦法就是打破論資排輩的舊例，破格選用。
基於他對加強武備和整頓軍隊的認識，他又堅決反對宋朝與西夏議和。北宋軍力不濟，屢敗於遼和西夏。吃敗仗之後，繼之就是割地賠款。從仁宗慶曆三年到慶曆四年，歐陽修前後十餘次上疏，反對朝廷與西夏議和，但意見也未被采納。他在《論與元昊約不攻嗗（gǔ）廝羅（藏語，佛子）劄子》中說：“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取臣說。今議和垂就（將成），禍胎已成。”“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有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他力排眾議，反對議和，表現了一位政治家的魄力、膽識和遠大目光。
歐陽修不是軍人，也不專門研究軍事，但他對宋王朝的命運十分關切。他洞悉軍中情況，探討宋朝屈辱投降的症結所在，不計個人安危，直言極諫，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議，不愧為解決宋朝武備鬆弛，受製於人問題的良方。可惜的是，因循苟且的北宋君臣對歐陽修的良苦用心不予理解；對其所開良方妙藥不加理睬；故其對外屈辱投降大局不能改變，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