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建國後,對外一貫奉行屈辱投降政策,每年用大量的銀子、布帛、茶葉獻給遼和西夏,以求其不來侵擾。而宋王朝又養兵甚多,待遇優厚,但主要是為了鎮壓人民反抗,對外毫無戰鬥力可言,作戰屢戰屢敗。對於北宋王朝的屈辱投降,不修武備,歐陽修多次提出尖銳批評。他在《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中說:“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複擔心!”批評黃河以北不設防備,朝臣偷閑苟安,不替國家分憂;在《論軍中選將劄子》中,他又說:“臣亦曆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忘武備如今日者!”曆史上曾有居安而不思危之君,但少有處危而不思危之君。如今宋王朝麵臨強敵威脅,而卻如此不重武備,把矛頭直接指向當朝皇帝宋仁宗。這些批評和指責是十分中肯的,也是十分尖銳和大膽的,但他的意見並未得到重視。
歐陽修對北宋軍隊“兵驕吏冗”的狀況尤為不滿和憂慮。他在《原弊》一文中曾具體描述了京城禁軍的情況:“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衛兵去睡覺,連被子都要找人替他抱,禁兵自己吃的糧食,自己不背而要雇人背。歐陽修質問道:“兵驕若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鬥乎?”連自己的生活都懶得自理的士兵,能出生入死地去為國打仗嗎?他力主加強軍隊訓練,以提高戰鬥力。而對於軍隊中“冗吏”的問題,歐陽修更加關注。他認為軍隊中不僅是“吏冗”(將領太多),更主要的是朝廷所用非人。對軍隊中的不法之徒,歐陽修毫不手軟。如他曾任河北轉運使,保州兵變後,大將李昭亮曾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私下仿效。歐陽修揭發他們的奸情,將馮博文下獄,李昭亮惶恐,立即釋放了婦女。同時歐陽修還寫下了《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上奏朝廷,建議剝奪李昭亮的領兵權;並上奏章要求追查李昭亮的法律責任。歐陽修對軍事改革曾提出過一係列建議,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建議朝廷打破常規“選將”。在《論軍中選將劄子》中,他不但批評朝廷居安而不思危,而且點名批評朝廷所用非人,否定朝廷現行的“求將之法”。他認為現行的“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而“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這種狀況必須改革。“盡去尋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並認為“隻於軍中自可求將”,否則,“難彌當今之大患”。在《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中,他又明確表示,反對在選將問題上論資排輩的舊弊:“方今天下之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不是天下沒人才,而是朝廷不肯花費力氣去選拔人才,當今選將之弊,尤在論資排輩,故“不材”之輩充斥軍伍。解決的辦法就是打破論資排輩的舊例,破格選用。
基於他對加強武備和整頓軍隊的認識,他又堅決反對宋朝與西夏議和。北宋軍力不濟,屢敗於遼和西夏。吃敗仗之後,繼之就是割地賠款。從仁宗慶曆三年到慶曆四年,歐陽修前後十餘次上疏,反對朝廷與西夏議和,但意見也未被采納。他在《論與元昊約不攻嗗(gǔ)廝羅(藏語,佛子)劄子》中說:“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取臣說。今議和垂就(將成),禍胎已成。”“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有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他力排眾議,反對議和,表現了一位政治家的魄力、膽識和遠大目光。
歐陽修不是軍人,也不專門研究軍事,但他對宋王朝的命運十分關切。他洞悉軍中情況,探討宋朝屈辱投降的症結所在,不計個人安危,直言極諫,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議,不愧為解決宋朝武備鬆弛,受製於人問題的良方。可惜的是,因循苟且的北宋君臣對歐陽修的良苦用心不予理解;對其所開良方妙藥不加理睬;故其對外屈辱投降大局不能改變,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