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韓愈提出了“不平則鳴”的文學命題，對社會現實，作家經曆和文學創作的關係作出了頗為精辟的論述。歐陽修登上文壇之際，駢文之風正盛，而寫古文者的怪癖之風亦頗盛，正是蘇軾所謂“餘風未殄（tiǎn，滅絕），新弊複作”（《上歐陽內翰書》）。針對這一局麵，歐陽修力主通過改變文章內容來改變文風，就是要革除時文“但取空言，無益時事”的弊端。他認為古文創作必須麵向現實，反映現實，從而明確提出了“切中時弊，不務空言”的創作要求。
歐陽修深受韓愈“愁思之聲要妙”“窮苦之言易好”“不平則鳴”等說法的影響和啟發，又通過對自己和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生活和創作道路的回顧與總結，提出了“窮而後工”的觀點。他在《梅聖俞詩集序》中說：“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這就明白地告訴人們：“作詩”和“命窮”之間並無必然聯係，“窮者”之言所以精工，主要是在於他們把長期鬱積在胸中的憂思感憤之情，寄托於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等自然之物中，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產生一種怨刺、諷諭的社會作用，這就是窮者之言易工的道理，詩如此，文亦如此。
在歐陽修去世的前一年，他在為其嶽父薛奎文集所寫的序中，再次表達了這一思想。文章指出：在社會上的“君子”中存在著兩種人：“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前者為得誌之士，他們致力於建功立業，揚名於世，而以文章為“末事”，無暇、也無能力過問；後者多為失誌之人，他們“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薛簡肅公文集序》）
“窮者之言易工”，這就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現實生活、作家經曆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正確揭示了“窮”和“工”之間的內在聯係。“窮而後工”是韓愈“不平則鳴”觀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新發展，是歐陽修對文學理論的新貢獻。對於指導正確的文學創作之路，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