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節 “窮而後工”之說(1 / 1)

唐代的韓愈提出了“不平則鳴”的文學命題,對社會現實,作家經曆和文學創作的關係作出了頗為精辟的論述。歐陽修登上文壇之際,駢文之風正盛,而寫古文者的怪癖之風亦頗盛,正是蘇軾所謂“餘風未殄(tiǎn,滅絕),新弊複作”(《上歐陽內翰書》)。針對這一局麵,歐陽修力主通過改變文章內容來改變文風,就是要革除時文“但取空言,無益時事”的弊端。他認為古文創作必須麵向現實,反映現實,從而明確提出了“切中時弊,不務空言”的創作要求。

歐陽修深受韓愈“愁思之聲要妙”“窮苦之言易好”“不平則鳴”等說法的影響和啟發,又通過對自己和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生活和創作道路的回顧與總結,提出了“窮而後工”的觀點。他在《梅聖俞詩集序》中說:“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這就明白地告訴人們:“作詩”和“命窮”之間並無必然聯係,“窮者”之言所以精工,主要是在於他們把長期鬱積在胸中的憂思感憤之情,寄托於蟲魚草木、風雲鳥獸等自然之物中,通過語言表達出來,產生一種怨刺、諷諭的社會作用,這就是窮者之言易工的道理,詩如此,文亦如此。

在歐陽修去世的前一年,他在為其嶽父薛奎文集所寫的序中,再次表達了這一思想。文章指出:在社會上的“君子”中存在著兩種人:“或施之事業”,或“見於文章”。前者為得誌之士,他們致力於建功立業,揚名於世,而以文章為“末事”,無暇、也無能力過問;後者多為失誌之人,他們“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薛簡肅公文集序》)

“窮者之言易工”,這就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現實生活、作家經曆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正確揭示了“窮”和“工”之間的內在聯係。“窮而後工”是韓愈“不平則鳴”觀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新發展,是歐陽修對文學理論的新貢獻。對於指導正確的文學創作之路,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