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 一生交惡王安石(1 / 1)

蘇洵和王安石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二人終生不曾交往,非但不曾交往,而且相互視若仇敵。

王安石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比蘇洵整整小十二歲,而他於慶曆二年(1042)考中進士時,蘇洵仍在讀書遊學;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在京任群牧判官,歐陽修始見之,並盛讚其文,而蘇洵也於次年五月到京以布衣謁見歐陽修,同樣受到歐陽修的稱讚。此時,王安石名氣始盛,而蘇洵亦因歐陽修、韓琦等稱引而文名大噪。按說,他們有極好的交往條件,而實際上他們卻成了仇人。原因何在?曆來眾說紛紜。

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稱:歐陽修曾勸蘇洵與王安石交往,王安石也願和蘇洵交往,但蘇洵說:“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認為王安石是不近人情之徒,將來必為天下之禍患,遂拒絕與之交往。這裏有個很大的疑問: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識,何由知其為“不近人情者”?方勺在《泊宅編》卷上中說:歐陽修有一次請客,蘇、王均在。散席後,蘇洵留下來對歐陽修說:“適(剛才)坐有囚首喪麵(頭不梳如囚犯,臉不洗如居喪)者何人?”歐陽修告訴他:“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聽說過他)乎?”蘇洵說:“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誌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其誑(kuáng)惑(欺騙迷惑)。內翰何為與之遊乎?”按此說,蘇洵連王安石都不認識,隻看其“囚首喪麵”就知此人為奸,必亂天下,這也太有點玄乎,不合情理。葉夢得在其《避暑錄話》卷二中有個說法:嘉祐初年,蘇洵初來京師,一時人們皆崇其文章,而此時王安石知製誥,“方談經術”,獨不嘉(稱讚)之,屢詆於眾(多次當眾詆毀蘇洵)。故明允惡荊公(王安石)甚於仇讎(chóuchóu,仇人,冤家對頭)。“此說似乎有點道理。因為王安石是經學家,研究儒家的五經,而蘇洵多不拘儒家經典,王安石在其所修《英宗實錄》中說蘇洵”有戰國縱橫之學“,並說蘇洵的文章”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因此,王安石不喜蘇洵文章的縱橫家風格。按王安石的性格,貶低蘇洵是完全可能的。蘇、王的文章都寫得好,兩人又都十分自信,表現出文人相輕,以至相詆,並非不可理解。

王安石看不起蘇洵,蘇洵也不買王安石的賬,拒絕與之交遊。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載:安石之母死,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當時見者多為不然,曰:“噫,其甚矣!”王安石之母死於嘉祐八年(1063),時王安石在京知製誥,蘇洵以霸州文安縣主簿在京編《太常因革禮》,二人也算同朝為官。王安石母親去世,士大夫皆往吊喪,而蘇洵獨不往,故時人多以蘇洵為過分、失禮。而蘇洵替自己開解,寫下《辨奸論》以諷刺王安石。王安石當然不高興,兩家遂為世仇。

關於蘇洵寫《辨奸論》刺王安石一事,文章寫於何時?是否是蘇洵所為?也是曆來多有歧見。

此文寫於何時?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二說是寫於嘉祐初年,因王安石屢詆蘇洵,蘇洵視之如仇,而張方平和蘇洵素善,也受王安石排擠,所以蘇洵就寫了《辨奸論》一文,私下交給張方平,而不讓歐陽修知道。直到蘇洵去世後,蘇轍請張方平為其父撰寫《墓表》,張方平才將蘇洵所寫《辨奸論》一文全文載出,蘇氏也有意讓人傳之於世。而據張方平《墓表》所載,此文寫於嘉祐八年王安石之母去世之後。現在看來,張說較為合理。

此文是否是蘇洵所為?清代之前,均無異議。而清代的李紱(fú)和蔡上翔發難,認為此文為邵博之偽託。李紱認為張方平的《墓表》,蘇洵的《辨奸論》及蘇軾的《謝張公作墓表書》均為偽作,與當時情事不合;蔡上翔認為《辨奸論》一文“亂雜無章”,非“千古文豪”蘇洵所為。然我們從《辨奸論》的行文風格和蘇、王交惡的史實來看,此文確為老蘇之作。

至於蘇洵《辨奸論》一文,無疑,其主旨在論王安石之奸。文中把王安石比作晉代誤國的王衍和唐肅宗時的奸相盧杞,其理由就是說王安石表麵上偽飾自己,“衣臣虜(奴隸、俘虜)之衣,食犬彘(zhì,豬)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而背後則“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因其“不近人情”,故必為大奸,“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王安石生活儉樸,不可認為是其有意偽飾;王安石實行熙寧變法,變法有失誤之處,在變法失敗後,反變法者誣其為奸誤國,顯然是一種偏見和不實之詞。宋人以王安石變法失敗來說明蘇洵有識人的先見之明,看來也是基於對王安石的偏見。

王安石是傑出的社會改革家和文學家,這已是曆來之公論。王安石以道德、文章和政事為後世所推重,所以蘇洵以此文論王安石為奸佞,確屬偏激情緒左右下之偏見。然其文“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少有)不為大奸慝(tè,邪惡)”的立論,倒是可以供曆代執政者借鑒的。

蘇洵與王安石交惡,並非政見不同,亦非有深仇大恨,實為文人相輕之痼疾和各自性格的缺欠所致,後人不得不深為這兩位文學巨子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