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和王安石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二人終生不曾交往，非但不曾交往，而且相互視若仇敵。
王安石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比蘇洵整整小十二歲，而他於慶曆二年（1042）考中進士時，蘇洵仍在讀書遊學；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在京任群牧判官，歐陽修始見之，並盛讚其文，而蘇洵也於次年五月到京以布衣謁見歐陽修，同樣受到歐陽修的稱讚。此時，王安石名氣始盛，而蘇洵亦因歐陽修、韓琦等稱引而文名大噪。按說，他們有極好的交往條件，而實際上他們卻成了仇人。原因何在？曆來眾說紛紜。
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稱：歐陽修曾勸蘇洵與王安石交往，王安石也願和蘇洵交往，但蘇洵說：“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認為王安石是不近人情之徒，將來必為天下之禍患，遂拒絕與之交往。這裏有個很大的疑問：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識，何由知其為“不近人情者”？方勺在《泊宅編》卷上中說：歐陽修有一次請客，蘇、王均在。散席後，蘇洵留下來對歐陽修說：“適（剛才）坐有囚首喪麵（頭不梳如囚犯，臉不洗如居喪）者何人？”歐陽修告訴他：“王介甫也，文行之士，子不聞之（聽說過他）乎？”蘇洵說：“以某觀之，此人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誌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其誑（kuáng）惑（欺騙迷惑）。內翰何為與之遊乎？”按此說，蘇洵連王安石都不認識，隻看其“囚首喪麵”就知此人為奸，必亂天下，這也太有點玄乎，不合情理。葉夢得在其《避暑錄話》卷二中有個說法：嘉祐初年，蘇洵初來京師，一時人們皆崇其文章，而此時王安石知製誥，“方談經術”，獨不嘉（稱讚）之，屢詆於眾（多次當眾詆毀蘇洵）。故明允惡荊公（王安石）甚於仇讎（chóuchóu，仇人，冤家對頭）。“此說似乎有點道理。因為王安石是經學家，研究儒家的五經，而蘇洵多不拘儒家經典，王安石在其所修《英宗實錄》中說蘇洵”有戰國縱橫之學“，並說蘇洵的文章”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因此，王安石不喜蘇洵文章的縱橫家風格。按王安石的性格，貶低蘇洵是完全可能的。蘇、王的文章都寫得好，兩人又都十分自信，表現出文人相輕，以至相詆，並非不可理解。
王安石看不起蘇洵，蘇洵也不買王安石的賬，拒絕與之交遊。據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載：安石之母死，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當時見者多為不然，曰：“噫，其甚矣！”王安石之母死於嘉祐八年（1063），時王安石在京知製誥，蘇洵以霸州文安縣主簿在京編《太常因革禮》，二人也算同朝為官。王安石母親去世，士大夫皆往吊喪，而蘇洵獨不往，故時人多以蘇洵為過分、失禮。而蘇洵替自己開解，寫下《辨奸論》以諷刺王安石。王安石當然不高興，兩家遂為世仇。
關於蘇洵寫《辨奸論》刺王安石一事，文章寫於何時？是否是蘇洵所為？也是曆來多有歧見。
此文寫於何時？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二說是寫於嘉祐初年，因王安石屢詆蘇洵，蘇洵視之如仇，而張方平和蘇洵素善，也受王安石排擠，所以蘇洵就寫了《辨奸論》一文，私下交給張方平，而不讓歐陽修知道。直到蘇洵去世後，蘇轍請張方平為其父撰寫《墓表》，張方平才將蘇洵所寫《辨奸論》一文全文載出，蘇氏也有意讓人傳之於世。而據張方平《墓表》所載，此文寫於嘉祐八年王安石之母去世之後。現在看來，張說較為合理。
此文是否是蘇洵所為？清代之前，均無異議。而清代的李紱（fú）和蔡上翔發難，認為此文為邵博之偽託。李紱認為張方平的《墓表》，蘇洵的《辨奸論》及蘇軾的《謝張公作墓表書》均為偽作，與當時情事不合；蔡上翔認為《辨奸論》一文“亂雜無章”，非“千古文豪”蘇洵所為。然我們從《辨奸論》的行文風格和蘇、王交惡的史實來看，此文確為老蘇之作。
至於蘇洵《辨奸論》一文，無疑，其主旨在論王安石之奸。文中把王安石比作晉代誤國的王衍和唐肅宗時的奸相盧杞，其理由就是說王安石表麵上偽飾自己，“衣臣虜（奴隸、俘虜）之衣，食犬彘（zhì，豬）之食，囚首喪麵而談《詩》《書》”，而背後則“陰賊險狠與人異趣”。因其“不近人情”，故必為大奸，“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王安石生活儉樸，不可認為是其有意偽飾；王安石實行熙寧變法，變法有失誤之處，在變法失敗後，反變法者誣其為奸誤國，顯然是一種偏見和不實之詞。宋人以王安石變法失敗來說明蘇洵有識人的先見之明，看來也是基於對王安石的偏見。
王安石是傑出的社會改革家和文學家，這已是曆來之公論。王安石以道德、文章和政事為後世所推重，所以蘇洵以此文論王安石為奸佞，確屬偏激情緒左右下之偏見。然其文“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少有）不為大奸慝（tè，邪惡）”的立論，倒是可以供曆代執政者借鑒的。
蘇洵與王安石交惡，並非政見不同，亦非有深仇大恨，實為文人相輕之痼疾和各自性格的缺欠所致，後人不得不深為這兩位文學巨子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