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文章寫得好，但經曆了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從焚燒舊稿，輟筆七八年，到厚積薄發，一鳴驚世，付出了艱辛，更有自己對寫文章的獨到見解和體會。
蘇洵沒有留下專門表達自己文學觀點的文章，但從散見於他的著述及其兒子的回憶中，我們仍可清晰地看到他的文學觀：有為而作；自然成文。
蘇洵曾寫下數百篇文章，不可謂不多，但科考屢屢失敗，自己也不滿意，故將其付之一炬；後經反複揣摩，有為而發，則一發不可收拾。究其成敗之由，恐怕主要在於“有意”和“無意”。有意“作”文，無病呻吟，沿襲舊套，自然難有好文章；無意“作”文，有為而發，則多有真情實感，也多能不守舊規，自然會妙筆生華。蘇洵沒有專門談過這個問題，但蘇軾在其文中多處談及其父的這一見解。在《鳧繹先生詩集序》中，蘇軾談到其父反對“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以文辭華美為貴而看不起文風樸實）的形式主義之風，主張“有為而作”，務近，貴實。蘇洵的文章，非但沒有風花雪月的閑情文字，而且也極少有贈序、碑誌狀傳等應酬之作，所著多與社會現實有關，絕不為作文而“作”文。蘇軾在《江行唱和集序》中回憶說：“自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嚐敢有作文之意。”還說，他們父子的創作都是由“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樸實簡單）；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而有出於中而發為詠歎”。古代聖人作文多為“不能自已”之作，有所感發，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文章才有真情實感。蘇軾和蘇轍“未嚐敢有作文之意”，即是不作無病呻吟的無聊文章。他們父子的文章均由外界事物刺激，然後發為詠歎，故多能以真情動人。
關於“自然成文”的觀點，老蘇在其《仲兄字文甫說》這篇短文中有極為精辟的論述。
仁宗慶曆七年（1047），蘇洵之父蘇序病逝，蘇洵及其二哥蘇渙均返蜀居喪，直至皇祐三年（1051）喪滿。哥倆在一起生活三年之久，蘇渙原字公群，蘇洵研究了“渙”字，替其二哥改字曰“文甫”，並寫下了這篇著名的《仲兄字文甫說》。“渙”，本是《周易》之卦名，唐人孔穎達《周易正義》曰：“渙者散釋之名”。“風行水上，激動波濤，故曰：風行水上渙。”宋人田錫《貽宋小著書》有雲：“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天空）浮雲，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聲氣也，不亦宜哉！”蘇洵本於這些而寫此文，談自己對文章寫作的看法。
文中指出：水有各種各樣的形態，“是水也，而風實起之”；風有各種不同表現而人們“不知其跡之所存”，“是風也，而水實形之”。風水相遇，即會形成“殊狀異態”，因此，蘇洵提出了“‘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的觀點。蘇洵認為：風與水“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這是一個獨出心裁的精妙比喻。蘇洵把水比為作家的思想和藝術修養，而把風比為觸發作家創作靈感和衝動的外物，二者不期而遇，相互作用而形成千姿百態的文章，這種沒有任何功利因素幹預而自然產生之文才是天地之間之“至文”（最好的文章）。文章最後又說：“今夫玉非不溫而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玉石雖然溫而美，但不可稱其有文采；刻鏤雕繪錦繡之物，雖有文采而失之於自然。人世間不勞苦心經營而能有文采者，惟水與風相遇而已。風水如此，作文亦如此，隻有不勞刻意經營而自然成文者，才是最好的文章。
此文名為給其二哥換字（由“公群”改為“文甫”），實則借一“渙”字來談自己的作文體會。文章比喻巧妙，形象生動，深入淺出地道出了“自然成文”這一千古不變的為文秘訣，令其二子也令後人從中獲益良多。
§§第五章 曾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