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文章寫得好,但經曆了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從焚燒舊稿,輟筆七八年,到厚積薄發,一鳴驚世,付出了艱辛,更有自己對寫文章的獨到見解和體會。
蘇洵沒有留下專門表達自己文學觀點的文章,但從散見於他的著述及其兒子的回憶中,我們仍可清晰地看到他的文學觀:有為而作;自然成文。
蘇洵曾寫下數百篇文章,不可謂不多,但科考屢屢失敗,自己也不滿意,故將其付之一炬;後經反複揣摩,有為而發,則一發不可收拾。究其成敗之由,恐怕主要在於“有意”和“無意”。有意“作”文,無病呻吟,沿襲舊套,自然難有好文章;無意“作”文,有為而發,則多有真情實感,也多能不守舊規,自然會妙筆生華。蘇洵沒有專門談過這個問題,但蘇軾在其文中多處談及其父的這一見解。在《鳧繹先生詩集序》中,蘇軾談到其父反對“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以文辭華美為貴而看不起文風樸實)的形式主義之風,主張“有為而作”,務近,貴實。蘇洵的文章,非但沒有風花雪月的閑情文字,而且也極少有贈序、碑誌狀傳等應酬之作,所著多與社會現實有關,絕不為作文而“作”文。蘇軾在《江行唱和集序》中回憶說:“自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嚐敢有作文之意。”還說,他們父子的創作都是由“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樸實簡單);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而有出於中而發為詠歎”。古代聖人作文多為“不能自已”之作,有所感發,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文章才有真情實感。蘇軾和蘇轍“未嚐敢有作文之意”,即是不作無病呻吟的無聊文章。他們父子的文章均由外界事物刺激,然後發為詠歎,故多能以真情動人。
關於“自然成文”的觀點,老蘇在其《仲兄字文甫說》這篇短文中有極為精辟的論述。
仁宗慶曆七年(1047),蘇洵之父蘇序病逝,蘇洵及其二哥蘇渙均返蜀居喪,直至皇祐三年(1051)喪滿。哥倆在一起生活三年之久,蘇渙原字公群,蘇洵研究了“渙”字,替其二哥改字曰“文甫”,並寫下了這篇著名的《仲兄字文甫說》。“渙”,本是《周易》之卦名,唐人孔穎達《周易正義》曰:“渙者散釋之名”。“風行水上,激動波濤,故曰:風行水上渙。”宋人田錫《貽宋小著書》有雲:“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天空)浮雲,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聲氣也,不亦宜哉!”蘇洵本於這些而寫此文,談自己對文章寫作的看法。
文中指出:水有各種各樣的形態,“是水也,而風實起之”;風有各種不同表現而人們“不知其跡之所存”,“是風也,而水實形之”。風水相遇,即會形成“殊狀異態”,因此,蘇洵提出了“‘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的觀點。蘇洵認為:風與水“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這是一個獨出心裁的精妙比喻。蘇洵把水比為作家的思想和藝術修養,而把風比為觸發作家創作靈感和衝動的外物,二者不期而遇,相互作用而形成千姿百態的文章,這種沒有任何功利因素幹預而自然產生之文才是天地之間之“至文”(最好的文章)。文章最後又說:“今夫玉非不溫而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玉石雖然溫而美,但不可稱其有文采;刻鏤雕繪錦繡之物,雖有文采而失之於自然。人世間不勞苦心經營而能有文采者,惟水與風相遇而已。風水如此,作文亦如此,隻有不勞刻意經營而自然成文者,才是最好的文章。
此文名為給其二哥換字(由“公群”改為“文甫”),實則借一“渙”字來談自己的作文體會。文章比喻巧妙,形象生動,深入淺出地道出了“自然成文”這一千古不變的為文秘訣,令其二子也令後人從中獲益良多。
§§第五章 曾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