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一生為官二十多年，既為州郡官吏十多年，輾轉多州，又先後出任京官，雖時間不長，但也做到曆代文人所向往的中書舍人一職，史稱其晚年受神宗器重，未來得及受重用即辭世。但從當時的社會現實及曾鞏的政治態度來看，其一生雖關心時局，但卻無突出的政治見解。從其一些政論文章看，如《唐論》《熙寧轉對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等，其主要觀點是泛稱三代之製，讚揚後周和初唐的貞觀之治，而對於北宋的社會現實並無多少見解。他不但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現實沒有任何不滿，而且還大加稱頌，說什麼“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zuò，福），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意思是說，大宋的興旺是有史以來最好的，連傳說中的堯舜禹“三代”也比不上宋代。這種盲目的頌聖，說明曾鞏確實缺乏政治見識，更談不上提出什麼改革社會的建議。他雖和王安石政見不完全一致，但他在王安石變法期間正在各州主政，也未見其發表過什麼具體意見。可見，曾鞏確實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這與歐陽修、王安石大不相同，甚至和三蘇也有相當大的差距。
曾鞏不是一位好的政治家，但不失為一位受人尊敬的清官循吏。史稱曾鞏轉徙六郡均有政績。今天看來，他確曾在地方上做過不少好事，但多是曆來清官循吏之所為，如救災、防疫、緝盜，維持社會治安等。他在通判越州時就曾禁止亂收鄉戶的助役錢，災荒年時，設法提前儲備糧食，避免病疫傳播等，使百姓順利度過災荒年。他在知齊州、襄州、洪州、福州、亳州等地時，都曾毫不手軟地打擊當地的惡勢力，並將為首的繩之以法，為民除害，有效維護了社會治安，做到“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在襄州時，他還平反冤獄，對誤判的死囚犯依法“即日縱去”，並釋放犯人一百餘名；在洪州，疾病蔓延，他想方設法，“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人賴以生。”其他各項兵役、徭役，他都想盡一切辦法少收費，少擾民。由於他能考慮百姓生活，減輕百姓負擔，令行禁止，所以社會秩序良好，以致“囹圄（監獄）屢空。”各州吏民“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mí，更）思之。”
曾鞏不僅能替百姓著想，盡職盡責，而且廉潔自律，不貪不腐。福州多佛寺，僧人們為利益而爭當寺院住持，“賕（qiú，賄賂）請公行。”曾鞏讓僧人們“自相推擇”，排出順序，“以次補之”，謝絕一切私謝，也杜絕了身邊人受賄之弊。其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絕不收門生故吏送來的一分錢。他任福州知州，福州無職田（即職分田，古代按品級授予官吏作俸祿的公田），但每年“鬻（yù，賣）園蔬收其直（值），自入常三四十萬”，即賣菜園的蔬菜可得三四十萬錢。曾鞏認為太守不可與民爭利，停止了這一做法，其繼任者也不再拿這筆錢。
曾鞏的確不是一位政治上的風雲人物，沒有突出的政績可言。但他為官數十年，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能為百姓著想，嚴於律己，清正廉潔，在“文恬武嬉”、享樂成風的宋代，做官能如曾鞏，確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