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講到北宋之“熙寧變法”與“元祐更化”者，無人能避開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凡讀過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者，無人不知二人是政治上的對頭。王安石與司馬光持不同政見，鬥爭激烈，這是事實；但若真的以為二人是不共戴天的冤家對頭，則未必然。
《宋史·王安石傳》曰：“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同”貽“，送，致）書反複勸之（指新法），安石不樂。”這裏給我們透露了兩點信息：一是王安石和司馬光原是“素厚”之“朋友”；二是二人因對變法持不同觀點而分道揚鑣。
司馬光生於1019年，卒於1086年；王安石生於1021年，卒於1086年，司馬光年長王安石兩歲，二人又同年去世，可謂“年相若”；司馬光於仁宗寶元元年（1038）中進士，王安石於仁宗慶曆二年（1042）中進士，並多次為同僚，如仁宗至和元年（1054），二人同為群命司判官；治平四年（1067），二人又同為翰林學士，可見二人少不了交往。王安石力主變法；司馬光在仁宗嘉祐年間多次上書言事，在講到財利之事、選人之道等問題時，觀點與王安石頗有相同之處。由此，我們甚至可以說二人“道相似”。王安石也承認他們“遊處相好之日久”。那麼，這兩位“年相若”“道相似”的朋友，何以長期處於對立的境地呢？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竊以為與君實遊好相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關鍵在於“所操之術多異”，即改革社會的主張不同：司馬光主要講“省用”“節流”，反對與民爭利，而王安石則重在“開源”。司馬光與歐陽修等人主張“擇吏為先”，而王安石則主張“擇術（措施、辦法）為先”。這正是二人在政治上反目的根本原因。
在二人同為翰林學士時，一次神宗召學士議政，司馬光講“救災節用”，王安石認為“當世之務”在於“得善理財者”，這樣可以“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認為這些所謂“善理財者”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二人爭議不已，神宗則表示“朕意與光同”，但也並未照司馬光的意見辦。後王安石行新法，司馬光多次寫信表示反對。熙寧三年（1070）二月，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長達四千言的長信——《與王介甫書》，全麵批評新法，王安石立即回了一封——《答司馬諫議書》，從“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和“天下怨謗”等方麵逐條駁斥了司馬光的觀點；接著司馬光又有給王安石的第三封信，又逐條駁斥了王安石對他的指責，可見二人在政見方麵的分歧是無法彌合的。
有一次，神宗和司馬光交談後，想重用司馬光，於是去征求王安石的意見。王安石說，司馬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交往）盡害政之人”，如重用司馬光，等於給反對派樹立了旗幟。後王安石因韓琦上疏反新法而稱病“臥家求退”，神宗於是拜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堅決推辭。司馬光提出的條件是“罷製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否則決不上任。司馬光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此後又居洛陽十五年，主要精力在編修《資治通鑒》。可見，王安石兩次罷相，都與司馬光無直接關係。哲宗即位，高太後聽政，重用司馬光實行“元祐更化”，盡廢新法。
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對原來的朋友，因政治觀點不同而一直對立到他們生命的終結，但司馬光從未把王安石當成壞人。元祐元年（1086）三月王安石病逝，司馬光在《與呂誨叔簡》中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之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複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司馬光不僅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而且以超然大度對王安石變法中的疏失予以諒解；不但建議朝廷對王安石“宜優加厚禮”，而且指出要防止“反複之徒”對王安石的“詆毀百端”。這充分顯示了二人之間的深知、信賴和理解。
其實，王安石和司馬光除政見有所不同外，都是光明磊落的政治家，道德文章卓著的仁人君子。《三朝名臣言行錄》引《邵氏聞見錄》雲：“荊公（王安石）溫公（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zhi，滋生）貨利，皆同……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此說頗為公允。在“文恬武嬉”的北宋，能夠做到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聚財貨者，可謂鳳毛麟角。王安石熙寧變法，司馬光元祐更化，二人政見不同，各行其事，但目的都是為了國家，而非各營其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