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提出“變風俗,立法度”為當務之急,著手變法。熙寧三年,王安石出任宰相,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全麵實施變法。當蘇軾為蘇洵守喪期滿,第三次回到京城時,正趕上這場變革興起。
蘇軾從青年時代起就熱切關注現實,力主改革。仁宗末年,他在其《進策》中就提出過不少好的見解。但他強調“得人”而忽視“法製”;主張漸變而不讚成突變;主張“節用”卻不重視理財,這就使他對王安石的變法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出於忠心和為國為民,蘇軾寫下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書》,洋洋萬言,針鋒相對地全麵批評新法,並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
在這封萬言書中,蘇軾開宗明義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建議:“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而已。”在談到“結人心”時,他說道:“人主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油脂),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並指出:當今人心之不悅者就在“製置三司條例”,“複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製置三司條例司”,“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否則的話,“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就是說,不罷去製置三司條例司,天下百姓將無寧日。接著又指出農田水利法“甚非善政”,兩稅之外另收庸錢,會使百姓“必怨無疑”;青苗法所謂“不許抑配”(強行攤派)之說,亦是“空文”,其結果必定會“虧官害民”;均輸法是朝廷投入很多,而“所損必多”。他舉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極言青苗法、均輸法等之得不償失,並且質問神宗:“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最後又語重心長地勸神宗,不要聽信那些“貪功之人”的“僥幸之說”,“若陛下信而用之,則是循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民怨必起。
在談論“厚風俗”時,他明確提出:“夫國家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淺,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強調道德之深,風俗之厚,乃是國家長治久安之根本。“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奸無所緣,而民德歸厚。”
在談論“存綱紀”時,他明確指出要加強禦史台和諫院,因為“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他提醒神宗:“臣恐自茲以往(從今而後),習慣成風,盡力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一定要加強監察工作,不可讓宰相集權過重,否則,綱紀已壞,後患無窮。
此文除向神宗皇帝獻三言之外,又重申了自己過去已經給神宗提出過的意見,即作為人主,“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快),聽言太廣。”即是說神宗用王安石變法是“求治太速”,急於求成,而欲速則不達;“進人太銳”,提拔官員太快,難免魚龍混雜;“聽言太廣”,什麼人的話都聽,難免偏聽偏信,其矛頭仍是指向王安石變法。
這封給神宗皇帝的上書,和當時神宗竭力支持並實際推行的“熙寧變法”大唱反調,全麵論述了王安石變法的種種弊端,反對急功近利,提出了自己的變革主張,把“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作為治國的根本之道。這是蘇軾對王安石變法最集中、最係統、也最激烈的批判,是蘇軾一生政治見解的集中體現。
平心而論,蘇軾此文的確看到了王安石變法的一些弊病,這表現了他的政治敏感和認識問題的深刻;但他全盤否定新法,也自有其片麵和保守之處。這封上書本身並未直接給他帶來災難,但他此後的一係列坎坷和挫折,根源確在這裏。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社會實踐和新舊兩黨的激烈鬥爭中,蘇軾對新法的認識也產生了一定變化,如肯定新法中的某些舉措,反對舊黨全盤廢除新法等。他在晚年與朋友滕達道的信中曾說,過去自己對新法雖也是“此心耿耿,歸於憂國”,但“所言差繆,少有中理”。(《與滕達道書》)說明他已認識到雖然自己的出發點是“憂國”,但有些話說的不在理。這也充分體現了蘇軾誠懇坦率、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