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之前，詞的創作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但人們對詞的認識，卻始終停留在“娛賓遣興”“助歡佐樂”的低水平上，把詞當成“薄技”“小道”。至蘇軾，對詞的認識有了全新的看法。他認為詞是“詩之裔”，詞寫得好即可稱為“詩人之雄”。他把詞看作是一種新體詩，在認識上突破了“詩莊詞媚”的傳統界限。把詞從“花間”“樽前”帶入廣闊的現實世界，詠史、詠物、登臨、懷古、送別、悼亡、遊仙、談禪、農村風光、愛國熱情、愛情友情、人生哲理，凡是詩歌可以表達的內容，他均可寫入詞中。
蘇軾在密州時，寫過一首很有名的詞《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詞從出獵寫起，以漢代名將魏尚自喻，希望朝廷能重新重用自己，相信自己定能為國殺敵立功，抒寫了自己願意為國報效疆場的豪邁情懷。這是蘇軾第一首豪放詞，他對此十分得意。他在《與鮮於子駿》第二書中寫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永）風味，亦自是一家。嗬嗬！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昨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由此可見，蘇軾是十分自覺地在追求詞的豪放、雄奇之風。
後因“烏台詩案”謫居黃州，蘇軾又寫下了他的豪放詞代表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此詞名為“懷古”，實則諷今。作者之所以傾慕周瑜，是因他可以在“談笑間”使“檣虜灰飛煙滅”。聯想到宋代屈辱苟安的現實，不難想到蘇軾是在慨歎“時無周瑜”，也悔恨自己未能像周瑜那樣為國立功。同時，作者在“早生華發”的喟歎之中，也深深感慨人生之短暫與功業之難成。
蘇軾這種“自有橫槊氣概”的詞作，是一種傑出橫放的新詞風，無疑對傳統的婉約詞風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也引起人們對其截然不同的反映和評價。據宋人俞文豹《吹劍錄》載：“東坡在玉堂（翰林院），有幕士善謳（善於歌唱），因問：‘我詞比柳詞如何？’對曰：‘柳郎中詞，隻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眾所周知，當時的詞多是年輕漂亮的歌妓執紅牙板唱的豔曲，絕非關西大漢用“銅琵琶、鐵綽板”去唱奔放激越的曲調。幕士很會說話，但頗含微詞，是說柳永的詞才是詞的正宗，蘇軾的豪放之作顯然屬於“海派”。而蘇軾對此不但不惱，反而“為之絕倒”，認為幕士講出了自己詞作的豪放特色。
對於蘇軾這種“東土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才能演唱的詞，持傳統觀念的人多取批評態度：如陳師道說：“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後山詩話》）李清照稱蘇軾詞“皆句讀不葺（qì，修理，修飾）之詩耳。”（《詞論》）。而從南宋初開始，人們對此多持讚賞態度，如胡寅《題酒邊詞》稱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王灼《碧雞漫誌》稱蘇詞“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蘇軾的門生晁補之概括其特征是“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詞評》）。陸遊認為蘇軾的詞“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
以詩為詞，正是蘇軾有意對詩詞界限的突破。他真正溝通了詩和詞，不隻為應歌而填詞，而是為文學創作而填詞。這些詞視野寬，領域廣，格調高，束縛少，為詞的發展另辟一途。蘇軾無疑是豪放詞風的真正開創者。經南宋初愛國詞人嶽飛、胡銓（quán）、張元幹、張孝祥等人的繼承和發展，到南宋中期的辛棄疾、陳亮，已成蔚為大觀，形成聲勢浩大的蘇辛豪放派。從此，豪放派在詞壇上取得了與傳統婉約派分庭抗禮的地位。蘇軾為詞體的解放和發展作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