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節 銅琶鐵板唱大江(1 / 1)

蘇軾之前,詞的創作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但人們對詞的認識,卻始終停留在“娛賓遣興”“助歡佐樂”的低水平上,把詞當成“薄技”“小道”。至蘇軾,對詞的認識有了全新的看法。他認為詞是“詩之裔”,詞寫得好即可稱為“詩人之雄”。他把詞看作是一種新體詩,在認識上突破了“詩莊詞媚”的傳統界限。把詞從“花間”“樽前”帶入廣闊的現實世界,詠史、詠物、登臨、懷古、送別、悼亡、遊仙、談禪、農村風光、愛國熱情、愛情友情、人生哲理,凡是詩歌可以表達的內容,他均可寫入詞中。

蘇軾在密州時,寫過一首很有名的詞《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詞從出獵寫起,以漢代名將魏尚自喻,希望朝廷能重新重用自己,相信自己定能為國殺敵立功,抒寫了自己願意為國報效疆場的豪邁情懷。這是蘇軾第一首豪放詞,他對此十分得意。他在《與鮮於子駿》第二書中寫道:“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永)風味,亦自是一家。嗬嗬!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昨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由此可見,蘇軾是十分自覺地在追求詞的豪放、雄奇之風。

後因“烏台詩案”謫居黃州,蘇軾又寫下了他的豪放詞代表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此詞名為“懷古”,實則諷今。作者之所以傾慕周瑜,是因他可以在“談笑間”使“檣虜灰飛煙滅”。聯想到宋代屈辱苟安的現實,不難想到蘇軾是在慨歎“時無周瑜”,也悔恨自己未能像周瑜那樣為國立功。同時,作者在“早生華發”的喟歎之中,也深深感慨人生之短暫與功業之難成。

蘇軾這種“自有橫槊氣概”的詞作,是一種傑出橫放的新詞風,無疑對傳統的婉約詞風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也引起人們對其截然不同的反映和評價。據宋人俞文豹《吹劍錄》載:“東坡在玉堂(翰林院),有幕士善謳(善於歌唱),因問:‘我詞比柳詞如何?’對曰:‘柳郎中詞,隻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眾所周知,當時的詞多是年輕漂亮的歌妓執紅牙板唱的豔曲,絕非關西大漢用“銅琵琶、鐵綽板”去唱奔放激越的曲調。幕士很會說話,但頗含微詞,是說柳永的詞才是詞的正宗,蘇軾的豪放之作顯然屬於“海派”。而蘇軾對此不但不惱,反而“為之絕倒”,認為幕士講出了自己詞作的豪放特色。

對於蘇軾這種“東土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才能演唱的詞,持傳統觀念的人多取批評態度:如陳師道說:“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後山詩話》)李清照稱蘇軾詞“皆句讀不葺(qì,修理,修飾)之詩耳。”(《詞論》)。而從南宋初開始,人們對此多持讚賞態度,如胡寅《題酒邊詞》稱蘇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王灼《碧雞漫誌》稱蘇詞“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蘇軾的門生晁補之概括其特征是“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引《詞評》)。陸遊認為蘇軾的詞“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

以詩為詞,正是蘇軾有意對詩詞界限的突破。他真正溝通了詩和詞,不隻為應歌而填詞,而是為文學創作而填詞。這些詞視野寬,領域廣,格調高,束縛少,為詞的發展另辟一途。蘇軾無疑是豪放詞風的真正開創者。經南宋初愛國詞人嶽飛、胡銓(quán)、張元幹、張孝祥等人的繼承和發展,到南宋中期的辛棄疾、陳亮,已成蔚為大觀,形成聲勢浩大的蘇辛豪放派。從此,豪放派在詞壇上取得了與傳統婉約派分庭抗禮的地位。蘇軾為詞體的解放和發展作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