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之於蘇軾，確如伯樂之與千裏馬。而蘇軾亦以同樣的胸懷對待後進之士。
隨著蘇軾文學創作的聲譽越來越高，“粉絲”也愈來愈多，慕名而來的士子絡繹不絕。黃庭堅給他寄來書信和《古風》二首，並稱“晚學之士，不願親炙火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上蘇子瞻二首》），表示願列於蘇軾門下。蘇軾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稱其《古風》二首“托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認為此人“將逃名而不可得”，黃由是而聲名始振；秦觀舉進士不中，到徐州謁見蘇軾，並撰寫《黃樓賦》，蘇軾“以為有屈宋才”，“忽然一鳴驚倒人”，並說“少遊文章美如玉，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把他介紹給王安石，勉勵他應舉。秦觀遂中進士。元祐初年，蘇軾又以賢良方正薦之於朝，除太常博士。及秦觀死，蘇軾聞之，歎曰：“少遊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複有斯人乎？”（《宋史·秦觀傳》）晁補之十七歲時隨父至杭州，觀錢塘山川風物之美，著《七述》以謁見杭州通判蘇軾。蘇軾也曾打算著文描繪杭州的山川景物，讀晁補之《七述》後，自歎“吾可以擱筆矣”，並稱其父“博辯雋偉，絕人甚遠，必顯於世”，晁補之由是知名。蘇軾知揚州時，晁補之為其幕僚，嚐以其從弟晁詠之之詩文獻給蘇軾。蘇軾讀後說：“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麵耶？”“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才也！”（《宋史·晁詠之》）晁詠之遂舉進士，舉博學鴻詞，一時傳誦其文。張耒“遊學於陳，學官蘇軾愛之，因得從軾遊，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衝淡，有一唱三歎之聲。”蘇軾就是這樣十分熱情地接待、培養和獎掖這些年輕士子，一時間，形成了以蘇軾為盟主的文學圈子，在文學創作上呈現出十分活躍的氣氛。哲宗元祐年間，蘇軾在京四年，主持過學士院考試和進士貢舉，拔擢畢仲遊、黃庭堅、張耒、晁補之出任館職，又舉秦觀、陳師道任京官。他們互相酬唱，蜚聲文壇，後人所謂“元祐詩人”，即指蘇軾提攜的這些後進之士，而其中的黃庭堅、張耒、秦觀、晁補之，被稱為“蘇門四學士”。陳師道早年曾見知於曾鞏。蘇軾等薦其為徐州教授，後謁見蘇軾，改潁州教授。蘇軾知潁州，待之如弟子。李廌（zhì），曾謁見蘇軾於黃州，持文求教，“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也。’廌再拜受教……旦而別軾，將客遊四方，以葳（wēi，繁盛）其事。軾解衣為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宋史·李廌傳》）“蘇門四學士”加上陳師道和李廌，世稱“蘇門六君子”。
蘇軾愛才若渴，門生對他景仰備至。他被貶海南，友人參寥要與穎沙彌渡海相從，經苦勸乃止；巢穀自眉州來訪，渡海後死於新洲；葛延之從江陰跋涉萬裏，登門求教。蘇軾在海南，仍重視培養黎族知識分子，竟有一人金榜題名，成為海南曆史上第一名進士。
蘇軾一生坎坷，多處困境，但每當想起他所提攜的後學之士，總能感到快慰。他在《答李昭玘（qǐ）書》中說：“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牆穀，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世皆未知之，而軾獨先知之。”政治上未遂其誌，慧眼識才，則多遂所願。歐陽修當年把主盟文壇的責任托付給蘇軾，蘇軾當仁不讓；同樣，蘇軾也多次對其子弟講：“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歐陽修）之付授也。”（李廌《師友談紀》）
蘇軾在培養後進之士的過程中，也不斷總結自己的創作經驗，常常利用和弟子們的書信和各種序、跋來闡明自己的文學思想。但蘇軾完全沒有王安石要人“同己”的毛病，他並不把自己的東西強加給學生，不要求弟子們對自己亦步亦趨。他的學生可以自由評價他，如黃庭堅，一方麵稱讚蘇軾文章“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一方麵又說“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秦觀寫詞，並未沿蘇軾的路子，蘇軾並無不悅，相反，對其詞評價很高，因讚賞秦觀《滿庭芳》詞首句“山抹微雲”而戲稱秦觀為“山抹微雲君”；又絕愛秦觀《踏莎行》詞末二句“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而將其書寫在自己的扇子上。正因如此，所以蘇軾弟子雖多，但在詩、詞、文的創作方麵無一人完全沿著蘇軾的路子走，他們都能夠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形成自己鮮明的藝術個性和創作風格，促進了文學藝術多樣化的發展。
葛立方說：“東坡喜獎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韻語陽秋》卷一）
蘇軾一生熱心獎掖後進，其但開風氣不為師的風度，使其弟子既在道德、文章方麵受到影響，又不使其囿於自己的框框，影響他們的自由發展。所幸者是弟子們的詩文各具其貌；所不幸者是他們中無一人能如蘇軾所望成為一代文壇的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