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13個民主黨派、社會團體，一致反對、抵製蔣記“國民大會”，不承認會上通過的蔣記憲法。
為了表示自己的所謂誠意，蔣介石在召開蔣記“國大”的前三天，還發布了一個所謂的“停戰令”，而原來的軍調部仍然存在。也就是說，盡管各地的內戰打得熱火朝天，但所謂的和平談判仍然還在進行。當時全國的情況實際上是處在邊打邊談之中。從1946年6月蔣軍進攻我中原解放區以來，我黨的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與蔣介石、馬歇爾等人進行過多次會談，均無結果。我黨則把這種會談和在國統區中的各種活動作為宣傳中共主張、揭露敵人陰謀、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戰場。這種邊打邊談的局麵能較長期地維持，其主要原因當然是由於我黨對於蔣軍的進攻進行了有效抵禦。另一個原因也不能忽視，這就是此時的美國政府認為蔣介石的力量還不可能消滅中共軍民，還需要使用高唱和平的一手。但是，一意孤行的蔣介石卻不這樣看，他總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人民的力量，連美方的勸告也聽不進去。1947年1月19日，美國政府決定退出軍事調處三人小組，撤走在華參與調處的全部人員。於是蔣介石也決心徹底撕去和平的偽裝。
1947年2月21日，蔣介石公開宣布，要參加軍調部工作的中共方麵代表葉劍英等人撤回延安。27日，又通知中國共產黨駐國統區各地的所有談判代表和工作人員及其家屬必須在3月5日以前全部撤離。聲稱“以後如發現中共黨員，即作為匪徒間諜治罪”。緊接著，我黨在國統區唯一公開發行的報紙《新華日報》被查封。1947年3月9日，中國共產黨駐南京、上海、重慶三地的人員撤回延安。就這樣，蔣介石完全關閉了和談的大門，抗日戰爭結束後出現的和平曙光完全消失，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最終破裂。在3月15日舉行的國民黨三中全會上，蔣介石正式宣布“政治解決已經絕望”。在3月20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蔣介石的參謀總長陳誠更為明確地說：“政府用兵之目的在於平定叛亂，非至共軍全部解除武裝不止。”更有甚者，國民黨政府的最高法院在6月25日發布“平字第1906號訓令”，宣布“通緝”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還不到一年半，中國又進入了全麵的戰爭時期。這不是一般的戰爭，而是決定中國人民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戰爭。一種前途，是繼續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三座大山的壓迫下維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黑暗統治；一種前途，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統治，建立獨立、民主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這是光明與黑暗的大搏鬥，是革命與反動的大搏鬥，是改變幾千年來中國人民長期被壓迫、被剝削的曆史地位，讓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大搏鬥。
就在國民黨反動派完全關閉和談大門的前夕，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棗園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二月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德懷、康生、林伯渠等8人，其他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以及有關負責人28人，共36人。會議分析了全國形勢，認為全國內戰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徹底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不僅是完全必需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會議決定了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的戰略方針，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文件。會議認為，為了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必須繼續貫徹以殲滅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為主的方針，同時要進行炮兵和工兵建設；在解放區內要放手發動群眾搞好土地改革；在全國則要發展全民族的反蔣統一戰線。“二月會議”使全黨對取得戰爭的勝利進一步增強了信心，為戰爭形勢的轉折，即我軍的戰略反攻做了思想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