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在保安那孔（陝北人以“孔”為窯洞的量詞）石窯洞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圍坐在一起，召開會議。依然由張聞天主持會議，依然由毛澤東作報告，會議氣氛卻與六天前——13日的會議截然不同。那次會議，議論紛紛，意見分歧；這次會議，眾說一致，作出了明確的決策。其中的原因，如張聞天所言，“在六天中，這事件的現象與本質都（顯露得）更充分”。
前文曾提及，周恩來告訴過王炳南：“我們有一星期沒睡覺……這是我們一生中最困難的決定。”周恩來所說的“一星期”，也就是12月12日至19日。在19日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終於作出了“最用難的決定”，解決了最棘手的問題。
毛澤東喜歡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問題。二十多年後的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曾說及“亂子有二重性”。此時，他也談“二重性”，說兩安事變有“二重性”：一方麵是光明的方麵，“能更促進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爭更為擴大”；另一方麵是黑暗的方麵，因為捉蔣，南京“把張、楊一切抗日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內戰有大爆發和延長的危險。
毛澤東以為，西安事變有兩種前途，即勝利的前途和失敗的前途。
為了爭取勝利的前途，毛澤東提出，中共應該“分兩手”：一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二是“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
通過對“二重性”、“兩種前途”、“分兩手”的分析，毛澤東最後提出中共的方針是“和平調停，使內戰結束”。
這一回，張聞天的講話與毛澤東完全一致。他明確地說：“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顯而易見，他批評了毛澤東在上次會議上的意見。
這次會議產生了兩個文件，即《通電》和《指示》。
《通電》由毛澤東起草，《指示》由張聞天起草。毛澤東作了說明：“現在發表的《通電》與前次的《通電》是有區別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場上說公道話。”
《通電》，即《中共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於當日發出。《通電》提及蔣介石時，不像前幾天直呼“蔣介石”或“蔣氏”，而是稱之為“蔣介石先生”。
《通電》建議“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明顯地不再強調“以西安為中心”了，而且所開的是“和平會議”，不是“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指示》，即《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是中共黨內指示，不公開發表，亦於當日發出。由於係內部文件，《指示》寫得更為明白，提出中共“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提及蔣介石時，稱之為“南京最高負責人蔣介石”。
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核心，便是確立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
當天，毛澤東便致電潘漢年，全文如下：
漢年同誌：
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毛澤東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的翌日上午10時，宋子文飛抵西安，張學良和端納前往機場迎接。穿了一身筆挺西裝的宋子文，戴著黑框眼鏡和花領帶，見到了蔣介石，使蔣介石大為激動。
宋子文帶來宋美齡致蔣介石的信，其中寫道：“如果三天之內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齡仍把西安事態看得頗為嚴重，連蔣介石讀到這裏都哭了！
宋子文得知周恩來已在西安，便道：“周恩來一來，事情就難辦了。”
周恩來馬上托人轉告與他一晤。和宋子文同來的郭增愷，也建議他與周恩來一談。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來見麵會給何應欽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愷去見周恩來。
郭增愷向周恩來轉達了宋子文的話，說宋子文早就認為：“共產黨不是武力所能消滅的，蔣想靠武力滅共，才有今天。”
周恩來則請郭增愷向宋子文傳話：“隻要蔣先生抗日，共產黨當全力以赴，並號召全國擁護國民政府，結成抗日統一戰線。”
宋子文原本最為擔心的是中共不肯饒蔣，聽了傳來的周恩來的話，大為興奮，認為和平談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隻逗留一夜，21日中午，他和端納急急飛往南京。
也就在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又進一步放寬了處置蔣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提出了五項條件，請周恩來與張、楊商談，作為與蔣介石談判的條件。電報指出：“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下恢複蔣介石之自由”。
這表明，如果蔣介石答應五項條件，便放蔣！
這樣，毛澤東由“審蔣”、“罷蔣”轉到“逼蔣抗日”，轉到答應條件可以“放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