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重慶，果真不出毛澤東所料，蔣介石不願在那空白的位置上簽名。——盡管赫爾利聲稱那五條曾事先征得過蔣介石的同意，實際上蔣介石並不同意。蔣介石譏諷赫爾利是“大傻瓜”。
十天之後，蔣介石終於作出了反應。他提出了三條反建議，作為新的國共談判方案：
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編，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
二、中共應將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
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蔣介石的三條回避了聯合政府問題，也就回避了要害問題。這下子，把毛澤東和赫爾利已經簽好的文件變成一張廢紙。蔣介石很明確地表示：中共要求聯合政府，他不能接受，因為他不是波蘭流亡政府。
毛澤東得知蔣介石的三條之後，於11月21日當天電複周恩來，指出蔣介石的方案是“黨治不動，請幾個客，限製我軍”。
蔣介石通過他的代表王世傑又一次提出，希望毛澤東到重慶來，跟他當麵談判。周恩來當即作了說明：“毛澤東同誌很願出來。他曾向軍事委員會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及赫爾利將軍說過他很願出來。但他出來必須能夠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辯論。現在聯合政府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還不是他出來的時候。”
會談陷入了僵局。12月7日，周恩來和董必武飛回延安，準備出席在翌日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包瑞德同機而行。飛機在飛過西安之後，好久不見延安的標誌——山頂上的寶塔。周恩來意識到駕駛員迷航了。他走過去對包瑞德說：“上校，我覺得有點不對頭了。下麵的地形是我完全陌生的。再說這時我們也應該到延安了。我想我們現在是在向西飛行，而不是向北。”
包瑞德朝窗外一看，也發覺不對，有點慌了。這時，周恩來說：“讓駕駛員拐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後向前飛，就可以飛到一條河的上空，那條河就是渭河。然後，再朝北飛行。”周恩來仿佛成了領航員。駕駛員照著周恩來指點的方向飛行，果真走出了迷航。機翼下出現了寶塔。機艙裏人們都稱讚起周恩來，周恩來卻說：“我來來回同跟國民黨談判，總是飛這條路，成了‘老經驗’啦。可惜，我飛了那麼多個來回，國共談判還在‘迷航’之中。”
確實，國共談判反反複複、起起伏伏，依然在兜圈子。
在周恩來、董必武回延安之後，由王若飛在重慶跟國民黨談判。12月12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從延安給王若飛打來聯名電報：“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曆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