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自從退到台灣之日起，便念念不忘反攻大陸。早在1950年6月，蔣介石就已提出這樣的戰略性口號：“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
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五年過去了，蔣介石年年在號召反攻大陸，年年成了一句空話。
不過，細細探究，倒也可以從中發現規律：每當國際形勢發生不利於毛澤東的變化時，或者由於毛澤東的政策失誤使大陸發生困難時，蔣介石的反攻大陸的調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陸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達到了高潮。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一般泛指1960年至1962年。雖然名為“自然災害”，其實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與中共經濟建設思路有關。
毛澤東早在1949年3月5日，於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便已說過：“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同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也這麼說過：“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帝國主義算定我們辦不好經濟，他們站在一旁看，等待著我們的失敗。”
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之前所說的這兩段話，就把國共大決戰結束之後的形勢說得明明白白。
確實，“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是毛澤東所“不熟習的東西”。毛澤東不熟習經濟建設工作，發出了“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他照搬蘇聯模式，使他吃了大虧，使中國大陸吃了大虧。
其實，在國共大規模的決戰結束之後，又在另一個戰場上開始新的比試。這個新的戰場，就是經濟建設。
蔣介石作為一位軍人，對經濟也並不在行。中國在他的統治之下，經濟也一團糟。
退到台灣之後，蔣介石痛定思痛，在經濟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灣經濟慢慢複蘇。比如，他實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貸款給農民，購買地主的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又規定地主把所得的錢必須購買股票，轉入工商業，從而促使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蔣介石還製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計劃，從宏觀上引導經濟各部門均衡發展……
經濟的競賽，不像戰爭那樣“立竿見影”。毛澤東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時間，接連發動了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消滅了蔣介石主力，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大陸和台灣的經濟競賽，卻是經曆了相當長的時間，才慢慢顯示出差距——最初，在20世紀50年代，兩岸的經濟競賽，並沒有明顯地顯示出差距。
蔣介石在美國的幫助下，即靠著“美援”，實行四年計劃，度過台灣經濟最初最艱難的日子；毛澤東則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靠著“蘇援”，實行五年計劃，度過大陸經濟百廢待興的那些日子。
1957年11月，在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裏，毛澤東第二次訪問蘇聯。
赫魯曉夫提出和美國進行和平競賽：“今後十五年內不僅趕上並且超過美國。”
毛澤東立即響應，他在莫斯科說：“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毛澤東定下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把當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經濟建設上來。他以詩人的浪漫和軍事家的決斷搞建設，急於求成，於是來了個“大躍進”，來了個“大煉鋼鐵”，來了個“畝產萬斤放衛星”……
“大躍進”的虛火，使中國大陸的經濟陷入了泥潭。
此時此際，毛澤東和“老大哥”的關係又日益緊張。毛澤東指斥赫魯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於是，中蘇關係惡化。赫魯曉夫撤走了派往中國的專家，撕毀了合同。
也就在此時此際，中國大陸又遭到了自然災害。
於是，毛澤東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禍天災一起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