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彙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2006年1月29日，中國春節。寫於38 000英尺高空，自華盛頓返回上海。
英國思想家羅素曾經說：“提到過去，每個時代都承認它是事實，提到當前，每個時代都否認它是事實。”而天才的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則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道：“當各政黨隻為明天而忙碌時，我已馳想於未來。”即將呈現在你麵前的這部《激蕩三十年》，正佇立在過去和當下之間，我的工作是盡一切可能進行一次清晰而可持續的描述，而很多結論則有待於後來者自己給出。我在這裏要感謝的是，這段曆史的創造者、記錄者和研究者們。因為是當代史，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本書中論及的不少人，企業家如柳傳誌、張瑞敏、魯冠球、王石、宗慶後、牟其中、年廣久、李東生、劉永行、何伯權、黃鴻年等等，其他的企業人物和事件，我則從一些觀察者那裏獲得了第一手的資訊。我之前的同事童寶根是步鑫生的最早報道人，胡宏偉和新望分別是溫州模式和蘇南模式的研究權威，我的大學同學秦朔以及新華社前同事、策劃人王誌綱是珠江三角洲最優秀的觀察家，王安、童牧野對中國股市的描述給我很多的素材和啟發。此外，與我同為藍獅子發起人之一的劉韌對中關村的追蹤、胡泳對海爾的研究讓我得益匪淺，我的朋友何力、蔣耀波、許知遠、覃裏雯、趙曉對中國的考察總令我耳目一新。淩誌軍著述的《交鋒》、《沉浮》一直是我寫作的重要參考書。此外，陳惠湘、遲宇宙、唐立久、王雲帆、何誌毛、陸新之、程東升、袁衛東對聯想、德隆、科龍、萬科、華為及柯達公司的長期跟蹤和著述，都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曾有機會向已經過世的費孝通先生求教關於中國鄉村建設的問題，他的謙和與風範讓人難忘。正如我在前言中所提及的，本書的創作動議是我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時萌生的，我要感謝肯尼迪政府學院對我的邀請，感謝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接受我的訪問。我還要感謝未曾謀麵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和黃亞生教授，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深入研究給予我啟迪。我要感謝本書兩位最主要的直接參與者，鄭作時和朱琳。作時是《希望永行：劉永行傳》、《阿裏巴巴：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兩書的作者，此次為協助我創作企業史，他耗費了大量的時間，也放棄了很多的機會。在華東師範大學就讀曆史學碩士的朱琳是檢索的真正高手，英文與中文一樣精通的她負責國內若幹報刊、全部國際刊物和專題的查詢整理工作。在過去的兩年裏，我們每兩周碰麵一次，討論相關的主題，然後又分散到各自的工作中。每次會前，我總是坐在書桌前，雙手輕撫鍵盤，眼望遠方，像一個磨刀霍霍的戰士等待另外兩個戰士的到來。為本書的創作，我們盡可能多地查閱了重要的國內外報刊和相關書籍，我要感謝所有報道的寫作者。我要感謝大學同學胡勁軍，他讓我確信，結交在青春時的友情，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最後，我當然要感謝我的家人，妻子邵冰冰和女兒吳舒然。邵冰冰是書稿每個章節的第一閱讀者，她和女兒的支持是我度過每一個寂寞而枯燥的創作之夜的動力。本書是我計劃中的“中國企業史”中之一卷。在未來幾年內，我還將完成“1978年~2008年”的下卷，然後再完成“19世紀70年代20世紀70年代”卷。我的助理陸斌參與了書稿的討論和部分整理工作，同時我要感謝中信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對這部書稿的青睞，中信出版社的王斌社長、臧永清副社長、潘嶽總編輯、責任編輯蔣蕾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樓賢俊社長、楊林海副總編輯等都對本書的出版投注了讓我感動的熱情。我希望我的創作不致於辱沒了“中國崛起”這個當代最偉大的神話。羅馬史的研究者尼克爾·馬基雅維利曾經說，“改革是沒有先例可循的”。改革如此，創作亦如此。
吳曉波2006年秋冬之際 於杭州